企业家的“得道”，就是用规范的商业行为、 用制度来代替商人的“混世”
文/本刊记者 罗建法
中国从来不缺商人。战国时期的吕不韦，以全部身家换来了秦国，可谓商人的最高段位，到后世的邓通、沈万三，都是富可敌国的大商人。胡雪岩，更被誉为红顶商人的楷模， 受到无数现代商人的膜拜。
但是，中国是一个缺少企业家的国家。在当今世界中，犹太人被公认为是最会经商的，但是，有关人士进行了统计，发现全球华人拥有的财富总和已经远远超过了全球犹太人的财富总和，但是犹太人中已经出现了众多巨型企业。与此相反的是，世人但知中国有商人，如浙江商人、广东商人、福建商人等，却很少提到中国有企业家。在西方，别人只知道张瑞敏，在日本和韩国，只知道倪润峰。
记得在一次采访中，阿里巴巴CEO马云对记者说，我不是商人，我是企业家！企业家已经超越商人而变一种图腾。商人与企业家，到底有什么区别？
个人财富VS企业价值
当一个商人说，我不做大，兄弟们便没有饭吃的时候，他是一个大商人，外加江湖大佬，但还不是企业家。
追逐财富是商人的天性，追逐利润也是企业的天性。但是，商人与企业家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以个人在财富上的成就为成功导向，而对于后者来说，财富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开始。他们有一个更大的，超越自我的企业目标和价值。
在一些成熟的商业国家，曾经产生了很多自觉的企业家，当他们决定从商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走企业家之路。就如当初的比尔-盖茨，他从一开始创业，似乎就已经把让千万人都用得到电脑软件作为目标；再如山姆-沃尔顿，他发誓要建立一种既便利又廉价的商业形态，沃尔玛成为他这一理想的道具，而不是相反。
在中国，除了少数有民族情结的企业家从一开始就立足于建立民族工业外，多数企业家似乎都走过了一条商人的道路。早期的商人，很多人都负担着通过致富而改变自身和家庭命运的使命，特别是对于那些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当年的年广久，就是一个从穷得叮当响的光棍起家，到成为“瓜子大王”。很多珠三角的企业家，在其初期，也都有类似的经历。
当他们掘到第一桶金的时候，便开始分化，这个时候，那些看透而不看破财富的人，便有了更大的追求，开始考虑自身以外的意义。于是，便有了新的追求，成为自发的企业家。
可惜的是，在中国，有强烈使命感的企业太少，多数老板只是小富即安，他们经商的最初目的达到后，缺少一个更大的目标，个人的满足很难激发更大的前进动力，企业便做不大。于是，在中国可以看到很多老板，很多商人，但是，却少见到企业家。
可口可乐说，我们为世界带来快乐。可是，问一问中国企业，有几个是带着纯粹商业以外的目的？纵使进入世界500强，那本身也是一种外在的象征，而没有解决本质问题：企业存在的本身目的是什么？
颇令人回味的是，当健力宝第二任掌门人张海被刑拘后，人们对健力宝前后两个时期进行了对比。在同一企业对比两个划时代的两个人，或许比不同企业更有意义。
李经纬时代，健力宝员工被人羡慕，三水市政府税收充足。
张海时代，健力宝员工沦落为街头摩托拉客仔。
或许，这个结果从一开始就已注定。李经纬是企业家，而且是一个很有民族情结的企业家，而张海是商人，他的聪明和智慧在于资本。
对于财富的态度，也是商人与企业家的区别。在珠三角，很多企业家都在生活上非常平凡、简约，并没有把财富当作炫耀的资本，也没有把它当作个人享受的基础，而是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万和的卢楚隆每天如果没有特殊应酬，都会在员工食堂吃饭，希望集团刘永好也曾经说过，他穿的衣服从来没有超过300元的。
而很多商人，则把财富当作炫耀富有、追逐享受的工具。当年德隆帝国倒塌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感到奇怪，因为德隆的很多高层名声在外，他们出入高档消费场所，香车美人，一掷万金。有人甚至说，德隆不倒，天理难容。当商人的财富完全用为个人时，便注定了无法致远。
当一个商人为个人财富而奋斗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小商人；
当一个商人说，我不做大，兄弟们便没有饭吃的时候，他是一个大商人，外加江湖大佬，但还不是企业家；
当一个商人为某一长远的理想而奋斗的时候，他才进化为企业家。
投机取巧VS专注恒业
一些商人把钻制度不完善的空子变成他的潜规则，可是，一旦制度开始完善，而他们仍然坚持用非正常的方式参与商业活动的时候，他们便会成为“问题富豪”。
商业总是与投机联系在一起。追逐财富的天性，决定了商人的投机性。而真正的企业家，莫不是专注于某件事，并持续地去做。
很多商人一看就是聪明人，脑子转得快，什么赚钱就做什么。并且只要赚钱，挖空心思去钻空子，甚至最后一切规则都可以不顾。曾经有人勾画出中国商人暴富流程图，倒买倒卖、搞股票投资、做房地产，几乎赚大钱的都带点投机，也有点“不干净”。
问题是，当投机成为一种商业习惯后，便注定了其短命的结局。当年海南岛炒房，刚开始几乎大家都赚疯了，可是，在房地产泡沫到来的时候，多数人都不收手，投机的甜蜜太诱人了。曾经的巨大财富立即灰飞烟灭，顿成一枕黄粱。不克制投机欲望，就永远无法突破小商人的境界，也无法长久。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更大的问题是，一些商人把钻制度不完善的空子变成他的潜规则，可是，一旦制度开始完善，而他们仍然坚持用非正常的方式参与商业活动的时候，他们便会成为“问题富豪”。牟其中最为拿手的本事在于“倒”，或曰“空手套白狼”。他以轻工产品换飞机，其秘诀就是一个“倒”字。空手道被牟其中确定为公司谋利的典范。但是，他后来在资本市场上，也玩起了“空手道”，结果把自己也玩进去了。周正毅也是如此，当年他在股票市场玩得溜转，发了大财，但是，他忘记了，他发财的地方，是股市很不规范的中国大陆，可是他玩惯了，玩到市场规范的香港去了，结果事发。
相对于商人来说，企业家的崛起，则需要长期的努力。他们往往是几十年如一日地做某一件事。我们可以考究一下作为中国企业标杆行业的家电行业。
从1968年创立美的到现在，何享健用了37年的时间，才把美的从一个小小的乡镇企业，变成资产过百亿的企业巨头；从1980年代初到现在，倪润峰和无数的长虹人，用了20年的时间，才打造了长虹帝国。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专注，几乎几十年如一日从事同一事业。山姆?沃尔顿曾经说过，做简单的事情，始终如一。他为一种能给消费者带来简单便利而实惠的商业努力了数十年，才留下了庞大的沃尔玛，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往往意味着长期的投入，乃至牺牲全部的青春。
一切商业活动，都存在商机，而优秀的企业家，也都是善于抓住商机的人。当年马云的崛起，就是因为看到了中小企业交流商业信息的必要，于是创立了阿里巴巴，而马云之所以把自己看作企业家而不仅仅是商人，则因为他的阿里巴巴一直在专著地做一件事。于商人而言，他们对商机的追逐更多地表现为“花心”，今天这个赚钱做这个，明天那个赚钱做那个。永远在寻找机会，却永远不为哪朵花停留。
从某种意义上说，很难将企业家与商人完全区别，企业家的成色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超越商人几分。特别是在中国，纵使是一些知名企业，也难以完全避免商人的习性。投机行为时有发生。在这些企业中，也有名望不浅的美的。如此看来，中国企业家要彻底完成对于商人的超越，可谓路漫漫其修远矣。
混世VS得道
中国的商人，严格地说是一些市场政治家，或是江湖豪客，他们对于混世比做市场更在行。
年轻富豪张海的前世今生，也许能够让人认识到商人的混世能力。
14的时候，张海就成为有特异功能的神童，据说可以把树叶变小，让时光倒流。
18岁的时候，就能让几十岁的社科院学者拜倒在脚下，令其心甘情愿地帮自己扯起了社科院藏密瑜伽文化研究所的大旗，一下子变为藏密大师，夏日东活佛的亲传弟子，俨然一代宗师。到处讲课传道，其弟子中有不少达官贵人，富商巨贾。
25岁，成为上市公司中国高科的董事长，是当时中国最年轻董事长。
28岁，收购健力宝，摇身一变俨然成了资本高手和经营大师。
短短十几年，张海从神童到大师，再到资本大鳄，在几个不同的江湖中，都混得如鱼得水，其混世能力，非凡人能及。也正是这种超级混世能力，使张海到哪里，都可以捞世界，风光无限。
其实不惟张海，中国的商人，几乎个个都是混世的高手。他们善于跟政府官员拉关系，获得政策上的实惠，或者是干脆弄个身份，把自己的顶子染红；他们也善于跟客户搞关系，三杯酒下肚，马上就成为朋友，你来我往，很多生意就在酒桌上谈成；在企业内部，他们也是玩人高手，用人时亲如兄弟，整人时翻脸无情，好时大被同眠，恶时弃如茅草。
中国的商人，严格地说是一些市场政治家，或是江湖豪客，他们对于混世比做市场更在行。
混世过程中的财富积累，更像香港黑社会中说的“捞世界”，“捞世界”也无非几种手段，或权钱交易，多见于垄断行业，如地产等，官员如嫖客，商人如婊子，讨好官员以求利，把公众财富转移到自己腰包；或坑蒙拐骗，以损害他人来拿到自己的利益；或装神弄鬼，招摇撞骗，如张海的特异功能，还有一些保健品企业等；或酒肉开路，先腐败一把，利用人性的弱点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其共同的一点，就是交换的不公平和不等价。
而企业家，则需要“得道”，这个得道，不是说其个人品德的修为，而说是他遵从现代商业社会的一切准则。在于他们领悟了商业的本质。他们不靠混世做企业，而靠行道来做企业。
得道的表现之一，就是用规范的商业行为，来代替混江湖。在企业外部，靠双赢和价值共享来获得发展，而不是靠获得非对等的地位或者损害别人的利益。很多企业巨头，都是能够让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尊敬的。对竞争对手，他们按规则出牌，对于合伙伙伴，他们追求双赢。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伟大企业的身边，都形成了产业群，一个企业带动了一群企业发展，而不是通过杀人一万，在累累白骨上建立自己的帝国。
得道的表现之二，也在于对于商业本质的彻悟。混世之存在，原因之一是很多商人并没有认识到，商业的最终利润，都来自于消费者，商业存在的本质是需求。于是，很多混世的商人，以做红顶商人为务，从政府给予优惠的不对等市场地位里要利润；以做江湖混混为务，从经销商那里要利润，就是不从消费者那里要利润。考究格兰仕的成长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当格兰仕发誓要让一切工薪阶层大众都能用上微波炉的时候，它便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企业，梁庆德也从一个商人蜕变为企业家，他领悟到企业的利润之源，是存在于消费者之中。所以，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往往不把主要精力用来混世，而是扎实做企业。
得道的表现之三，在于洞悉到企业运作的规律，洞悉到人性的善恶和变化，并致力于建立一个构筑在人性基础上的现代企业制度。得道的企业家，往往不是靠个人的力量推动企业前进，而是用制度的力量。在一些伟大的企业里，企业家更多依靠系统力量，而非个人英雄主义。或者靠个人权谋与机变。
得道的最高表现，是对于人性的深刻洞察和有所超越。浙江有个知名服装企业庄吉，大老板让出了董事长的位置，换来长久的合作。超越自己的权力欲望，这才是企业家。成就他人而对于自我适度抑制的施振荣，就更是伟大的企业家。他们的企业都获得了长久的发展。传统的商人对内部人的权谋，什么杀功臣也好，争权也好，打得头破血流；而得道的企业家，则能够从人性的角度去解决它，以个人人性的部分超越，打破这个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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