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现在更繁荣，经济增长稳固，失业率下降，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仍很稳固，公认为廉洁的贸易中心。我对这一切都很欣慰。
——英国前副首相杰弗里•豪
【人物小传】
杰弗里•豪（GeofferyHowe，香港译为何维）1926年12月20日生于英国格拉莫甘。先后就读著名贵族学校温彻斯特公学和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自1964年被选为下院议员，在近40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先后担任财政大臣、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及英国副首相等要职，享有英国政坛“常青树”的美誉。杰弗里•豪为中国人所熟知，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他，直接参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并为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做了大量工作，被认为是促使撒切尔夫人改变“主权换治权”想法的一大关键人物。1990年11月，因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与撒切尔夫人意见相左，杰弗里•豪辞去副首相一职。１９９２年６月，他被封为终身贵族，享受勋爵的尊称。
采访时间：2007年5月
采访地点：英国伦敦
阮次山：勋爵先生，中英双方就香港问题签订联合声明至今已23年，香港回归中国也已经10年了。您和撒切尔夫人是当时发起中英谈判的英方代表，根据您的观察，您对香港回归10年来的发展有什么看法？
杰弗里•豪：我认为联合声明的运作符合预期。香港继续向前发展，变得更繁荣，很不错，虽然有1997年金融风暴、禽流感等等难关，但整体形势很好，联合声明的效果很好。
阮次山：过去10年来您有没有去过香港？
杰弗里•豪：有的，去过几次了。上一次是好几年前，大概过几个月还会再去。
阮次山：据您在香港所见，香港的经济和社会情况，跟您与中方议定联合声明时的预期是否一致？ 杰弗里•豪：一致。香港现在更繁荣，经济增长稳固，失业率下降，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仍很稳固，公认为廉洁的贸易中心。我对这一切都很欣慰。这不是沾沾自喜，但我真的很高兴曾对香港市民、香港政府以及中国政府作过贡献。
阮次山：对于“一国两制”的制度，您认同它现在的运作情况吗？
杰弗里•豪：认同。最厉害的是，邓小平先生创造这短短的四字词语，到了联合声明竟变成八千多字！声明涵盖了香港很多重要特征，并融入香港经济的脉络。但我想它的运作是挺好的。当然，有人希望迈向普选，希望有更大进展，但联合声明已包含了这些，未来会朝着这方向发展。世界不可能事事完美，香港已经非常不错了。
阮次山：您最初是什么时候听到中方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那时撒切尔夫人对“一国两制”有什么想法？你们的想法一致吗？
杰弗里•豪：一开始参加谈判就听到了，那是1983年我当外交大臣的时候，最初则是邓小平在1982年提出的。我们都在努力了解那四个字的意思，那正是谈判的重心。起初有一阵子，我们想过争取保留主权更长一段时间，但众所周知，我们对香港的主权是基于1997年到期的租借条约，若依照条款只能争取香港8%的土地，那样的话很难想象香港之后会变成怎样。于是我们讨论到主权的问题，是共同管治，还是交还主权给中国。交还主权的话，又怎样确保香港不被同化。
阮次山：那么，当您正式提出将主权分为两部分，九龙和香港岛由中英共治，那时中方有什么反应？
杰弗里•豪：中方不赞成这建议。用我们的角度想，那也是可以理解的，保留香港8%土地的主权，交还92%，然后对新界部分爱莫能助，那实在笨得可以。最好的情况，是我们能保留包括新界在内整个香港的主权。那是我们当时的目标。最初，我们希望维持英国管治权更长一段时间。中方声言不可，说香港要由香港人、由中国人管治。我们要制定出一个制度，让香港的成功元素得以保留，使香港维持繁荣。
阮次山：当时您是英方的主要谈判代表，为什么英国想保留8%土地的主权？
杰弗里•豪：谈判初期我们已放弃了那种想法。最初那是由撒切尔夫人向邓小平提出的，应该是1982年9月吧。但到我在1984年4月首次谈判时，双方的共识已是制定一个为整个香港而设的可行的制度，不可能为尊严和所有权而留下8%土地。我们是为一个完整的香港而努力。我记得我跟当时的中方谈判代表、中国外交部长吴学谦提到，我们要把香港看成一件明朝花瓶，一个发展蓬勃的功能组织。我们要像接力交棒那样，不容有失，不能损害香港的魅力和活力。因此，我们要保留一个完整的香港，不是8%个花瓶。
阮次山：换言之，您和撒切尔夫人的首要目的，是让香港未来维持繁荣，其次是光荣撤退，将时钟换成中国的时钟，收起英国的时钟。最初您跟吴学谦提出这想法时，他有什么反应？
杰弗里•豪：吴学谦……我们有很好的合作关系，彼此相知甚深，大家都希望找出共同的方案。1984年4月的首轮谈判意义重大，双方确定了要以整个香港作为讨论对象，要在租借期结束后保留香港的成功元素。当时我由北京飞返香港，召开新闻发布会，向香港市民公布一些他们未听过的事，包括英方将会承认中国的权力，将会交还主权，英国会撤出香港，但我们尽力保存香港的其他固有元素——经济与政治活力都会保留，保持蓬勃发展。那是我们的目标。有一阵子，我觉得香港人对于英方承认交还主权一事颇为震惊，但过了几个月，他们开始理解只要我们能确保香港的前途，这事其实是合理的。
阮次山：在您的印象中，您和吴学谦分歧最大的事情是什么？
杰弗里•豪：后来成为谈判最大障碍的，其实是一件颇为琐碎的事，就是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问题。这小组是由我们与中方的谈判人员组成，讨论香港在1997年前几年的过渡安排。那时香港的行政局和立法局议员很希望小组过渡到1997年后，大家为了这问题反复拉锯，是六个月、一年、两年、两年半还是五年，最后商定是两年半。真奇怪，竟在这问题上花了那么多时间。另一分歧重要得多，是立法局最终普选的问题，还有行政局与行政长官对立法局负责的问题，这些都是较大的事情，在谈判后期才讨论到，但最后也达成共识。想起来真厉害，双方出动这么多人努力商讨，一字一句、一笔一画地考究。
阮次山：那时候撒切尔夫人跟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谈，外间有很多传言，又说撒切尔夫人因为谈得不快，气得出来时几乎绊倒。那是真的吗？
杰弗里•豪：没有这回事吧(大笑)。您回想一下，撒切尔夫人与邓小平会谈是1982年的事，那时我们刚刚取回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称为马尔维纳斯群岛。。对我们来说，福克兰群岛的主权是肯定的，我们把它收回及重新建制。可能撒切尔夫人是将两者联想在一起；一开始时想保留香港主权就是这个原因。但事情很快就搞清楚，当初租借时写明是1997年，现在凭什么说永久主权？于是，事情马上弄明白了，撒切尔夫人和我见解都一致。有一件事挺重要——因为撒切尔夫人在其他事情上的成就，中方清楚她是性格刚强不屈的人。我们知道邓小平同样性格刚强，绝不轻易动摇。谈判时中方知道我有这么一个坚强的后盾——那时苏联还称呼撒切尔夫人为“铁娘子”——有这样一个“铁娘子”在背后，对谈判颇有帮助。当我跟邓小平或吴学谦说，“恐怕这样行不通……我尝试尽力游说铁娘子吧”，他们知道这确实不容易搞定。我做前线谈判员，铁娘子做后盾，这个“组合”挺管用。而且我认为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互相了解，互相敬重。他们都很希望订出一个可行的方案。
阮次山：谈判时您也在场对吧？可以形容一下谈判的气氛吗？
杰弗里•豪：1982年最初谈判时我不在场，撒切尔夫人也不在。她是在1984年12月签订联合声明时才登场的。那时的气氛挺好的，也许您还记得，签署声明的照片后来还制成中国邮票呢。那时的谈判在友好气氛下结束。后来谈到关键问题，大家知道快大功告成了，我说“一国两制”现在变成“两团队一目标”，谈判就此用四个字作结。
阮次山：后来双方公布基本法，据您所知，他们是否认同基本法符合联合声明的原则和指引？
杰弗里•豪：确保基本法与联合声明一致，那正是我们的工作。同样地，双方的人员一字一句地斟酌，为这目标努力，所以答案是肯定的。
阮次山：那么，到您参加谈判时，您与撒切尔夫人一同工作。她有没有说过“我不同意一国两制”之类的话？
杰弗里•豪：没有。一旦公布联合声明，“一国两制”就是未来的基石，这是大家的共识。
阮次山：但几天前，她接受访问时说“一国两制”是为台湾而不是香港而设，所以对香港不好。为什么会这样？
杰弗里•豪：我不知道她这样说过。
阮次山：换言之，在您印象中她从未说过“一国两制”对香港不好？
杰弗里•豪：没有。没有听过。
阮次山：香港回归中国后，您有没有机会跟中方领袖谈话或会面？
杰弗里•豪：我是中英文化协会的主席，过去10年经常穿梭内地，但不常谈及香港；我们假定和同意香港的情况良好。我再也没有参与任何关于香港前途的讨论或谈判，那是香港市民和政府与全国人民和中央政府之间的事情。但正如您所知，英国政府每6个月出版一份香港情况报告，亦细心聆听香港人的声音。
阮次山：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取得突破至今，您这一代人，包括您和其他人在内，是否满意香港的现状？
杰弗里•豪：应该是满意吧。我们有密切观察关于普选进程的讨论。曾荫权在4月当选，胡锦涛主席接见他时，我也有留意。一国的主席如此看重此事，这说明香港应该会循序渐进地迈向普选。我们提醒自己和别人此事的重要性，因为香港人乐见普选的进展。
阮次山：最近我读到彭定康的新书《东方与西方》，从书中内容可见，他显然不大满意联合声明，不同意某些字眼。他常说基本法是非常基本的法律。显然他对这些东西都不甚赞同。您觉得为什么会这样？您有没有给他什么建议？您对此有何看法？
杰弗里•豪：《东方与西方》这本书我读了很久，记不起有这样的批评了。不过，彭定康就任港督时，我早已离开政坛了。我早在1990年辞职，谈不上给什么意见。但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同意彭定康是一位称职的港督，他很受尊敬，他关心港人的前途。
阮次山：我们不了解英国政治的传统，那时候的港督，假如要发表这样的讲话……彭定康在1992年10月7日在香港立法局宣布进行改革，要建立一个选举制度。那样的决定是不是需要上司，即外相或首相的批准？
杰弗里•豪：我也不知道。那时我已离开政府。我不清楚政府跟彭定康之间发生什么事，但我相信当中一定有什么误解。从现在的档案中可见，那公布发表前，前外相赫德一直与钱其琛有联系，就像我们当初谈判时那样，双方应该有共识那些构思不能在香港实行。看来中间有什么沟通问题吧，彭定康发表那项公布时，看来还未跟中方提及或讨论过。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我相信那肯定是一项错误。中方被彭定康的公布吓了一跳，这真令人遗憾。彭定康的公布和他所构想的进程都是很容易理解的；那是关于普选的进程，本身就是我们的目标之一。某种程度上，他的步伐是快了一些，走得远一些，超过了中方的预期，结果中方对他大发牢骚。这真令人遗憾。
阮次山：我知道您是英国资历最深的政治家之一，让我们谈谈中国的前途好吗？您认为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上应担当什么角色？中国人又应担当什么角色？
杰弗里•豪：两年前我在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演讲，题目就是中国在小世界的大角色。很明显，不论是过去、现在到将来，中国的分量都在不断加重。毕竟中华民族源远流长，人口占全球近四分之一，又有巨大的成就。中国现在已是国际舞台的重要成员，影响力遍及每一大洲。我想中国应继续发挥影响力，成为国际亲善大使，透过联合国进行多边会谈，避免摩擦与纠纷，这是很重要的。我认为中国早已深明此理。
阮次山：那么，根据您的观察，中国遵守对香港的承诺，您认为中国也会遵守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吗？
杰弗里•豪：我想中方对香港所做的一切，都显示出他们重视责任，在国际事务上也是如此。不过中英之间还是有分歧，如中国积极搞好对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外交关系，但英国则较关心非洲国家的政府架构等等。另外，中国很重视维护各国的主权。中英两国就是有这些分别，我们认为中国的表现非常重要。
阮次山：在过去与中方接触时，有谁令您印象最深？
杰弗里•豪：绝对是邓小平先生。邓小平、戈尔巴乔夫，还有撒切尔夫人(大笑)……能与这3位不凡的领袖一同工作，是我最大的荣幸。
阮次山：您与邓小平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杰弗里•豪：1984年4月首轮谈判时。我印象最深的是1986年女王陛下访问中国时跟邓小平会面，那时我也在场。我还记得那时在钓鱼台国宾馆，我们主办答谢宴会，我就坐在邓小平旁边，女王与邓小平分坐两边。席间女王望向长桌另一端，说道：“我想邓先生是想抽烟吧，没关系，他可以边用膳边抽烟。”我跟邓小平复述这话，他顿时脸上放光，看来很喜欢这种随意的气氛。女王的观察力很强，看着两个互不相识之人有这种亲切的关系，我作为旁观者也觉得很有意思。（轻笑）
阮次山：您是说他之后就抽烟了吗？
杰弗里•豪：是啊，抽了。
阮次山：您有没有试过跟他单独会面或谈判？
杰弗里•豪：谈判和会面总是单对单的，但双方总有一大堆助手和顾问在旁。邓先生总是快人快语，我忘记了那是什么事，总之我们谈到一项建议，达成了共识。他说“对啦对啦！”说着站起身，靠过来跟我握手，就像想确认共识的样子。我那时既惊讶又高兴，因为同意大家作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他就是一个警觉性强的人，主动的人。
阮次山：他是一个难缠的谈判对手吗？
杰弗里•豪：是的。他有一套世界观。他花了很长时间跟我解释“一国两制”的理论，并说这不单是中国与香港的方案，德国也用得着这套，朝鲜与韩国可能也行。当然，德国后来没有用这套。总之，他有宏观的视野，懂得举一反三。
阮次山：您认为“一国两制”切合台湾的情况吗？
杰弗里•豪：由我来说这样一个敏感的大题目，应该不大合适吧。我想邓小平谈及这些事，应该是认为当中有可行的契机，但那是一条漫长的路，要顾虑的事情多着呢。我也不知道结果会怎样。
阮次山：明白了。非常感谢您，勋爵先生。
杰弗里•豪：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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