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领导》中，赵玉平同样带我们看到历史中的领导智慧。值得特别列出的有二，一是君子型领导之祸，一是专家与领导的冲突。
赵玉平善于从耳熟能详的中国故事感悟领导，《青梅煮酒论领导》是他的第二本相关的书，之前一本是《梁山政治》。在这本书的一开始，他就讲出了一个思考的原则：人物和事件“尽量选择耳熟能详、众所周知的。……一个众所不知的人物或者一段流传不广的事件，对后世管理思想的影响也肯定是十分有限的”。试图提高管理、领导能力的人，大多都读过不少西方管理的书，但终究觉得，那里面的人物、故事始终隔了一层，只有回到中国背景，我们才会有很直接的感觉。
首先坦率地讲，虽然赵的新书有很多闪光之处引发思考，但可能因为他面对历史这座山而坐，感悟太多、想表达的太多，因此略显散漫，与《梁山政治》相比有不小的差距。比如，在从管理与公司政治角度解读水浒故事的《梁山政治》中，用“位、权、利”对一百零八将的排位进行分析，就触及到了人员管理的核心，这一分析在《论领导》中也有重述。
从对梁山的分析中，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赵玉平非常实际的思考风格。一个企业能够给予人才的，有位、权、利三种资源，位即级别，权即职责，利即待遇。在水浒中，时迁贡献大、也受到大家的认可，但他的排位是第一百零七位，倒数第二位，这是因为他的技能的名声不好，是“偷”。他不会管人，因而也没权力。但他的待遇是按照第三位来安排的。相应地，“大刀”关胜贡献能力都一般，但他是关羽后人，有名人效应，因而能排名前五，享有很高的待遇。当然到了打仗的时候，关胜仍然是普通的将领，这是给位、给利，不给名。朱武在梁山军事管理中算是“副总参谋长”的角色，能力很强，权力很大，但他的排名只有三十七名，待遇也一般。在赵玉平的指引下，从时迁、关胜、朱武这三个人的人事安排，我们就可一窥梁山一百零八将安排中的领导智慧。
在《论领导》中，赵玉平同样带我们看到历史中的领导智慧。值得特别列出的有二，一是君子型领导之祸，一是专家与领导的冲突。
“君子之祸”是从唐太宗李世民对隋文帝杨坚的一段评价引发的。隋文帝“虽算不上性体仁明，但也算是个励精图治的管理者”，但李世民则认为，这个君子型的皇帝有两个致命缺点：“不明喜查”，也就是自己不能决断，就要反复检查下属，扰乱了工作秩序；“事皆自决”，什么事情都自己说了算。李因而认为，隋朝的灭亡不是从杨广开始，而是从杨坚就开始了。赵玉平对比分析“君子之祸”说，“小人资源少、人气低、只图眼前的利益，所以即使出现问题也不是全局的大问题。君子就不一样，德高望重、人缘好、名声好、有追随者，若出问题肯定是全局性的大问题、大麻烦。”更糟的是，“因为君子人缘好、人品好，大家对他的问题就比较容易忽视，监督的力度也不是很大，一来二去就真出大问题了。”
专家型下属和老板的冲突，是企业中常见的现象，有时候是老板对、专家错，也有时候是老板错、专家对。对与错是需要对实际进行分析的问题，但作为专家型下属，如何应对与老板的意见冲突始终是个要面对的一般问题。赵玉平的管理思考从来是非常现实的，他愿意面对并讲出痛苦的现实：“组织的运作从来都是由权力推动的。没有科学陪伴的权力依然威风凛凛，没有权力陪伴的科学则备受摧残。”“科学如果不能与权力达成一致，便会被抛弃。这种抛弃，对双方来说都是悲哀的结局。”
赵玉平从各个角度讲了不少应对专家型下属和老板的冲突的做法，但那都是学者们经常不得不说的左手右手，从根本上他讲的是：“科学要想在组织决策中发挥作用，就必须善于和乐于与权力联姻。”联姻不是卖身、不是当奴隶，而是“组建家庭”：彼此有深厚感情，彼此是利益共同体。赵玉平认为，专家型下属容易犯三种错误：“一是不‘求婚’，以专家自诩，认为自己手握真理，心理上有优势，等着对方醒悟来找你，这违背了管理的规律；二是不‘恋家’，始终没让对方看到自己对公司、对事业的热爱以及对老板的情感认同；三是不‘顾家’，在公司利害攸关的问题上冷淡处之，置身事外。”
从中国传统找管理智慧，常走向两端——或者特别高大，比如说为国为民留名史书，或者特别实际、甚至不惜用手段。像很多方面一样，在管理智慧上我们还没有掌握像西方那样将它进行科学化包装的技巧。不过，赵玉平应该不会为此困惑的，因为在这本书中他以一个“体育教练激励运动员”的故事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鲜明地选择最实际的路线。对于“能人”岳飞命运的解析，或许最能表明他的思路。他认为，岳飞没有注意两个重要的外部条件，一是宋朝基本政策导向是抑制武将，二是他的“领导”高宗赵构缺乏自信、性格软弱。而岳飞所做的则让他注定是个民族悲剧：他是能人又是“牛人”，让领导不放心；他是能人又是“名人”，让领导不开心；他是能人又是“直人”，让领导不省心；他是能人又是“贤人”，让领导不安心；他是能人又是“犟人”，让领导不顺心。岳飞之死，是因为“莫须有”的罪名，也就是“也许有罪”，赵玉平则说，“岳飞确实就死在威胁皇权的这种可能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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