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装，反映着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物质文明、民族特色，也体现每个人的素养和性格，仔细讲来这应该是一种专门学问。记得沈从文先生曾写过一本《中国历代服饰研究》，洋洋数十万言，可见中国数千年来对于服饰还是挺有讲究的。在旧社会，贵族与平民、劳动者与非劳动者、贫与富的穿着打扮是有明显区别的。在建国初期至五六十年代，穿衣曾经是一个争议不休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两三年来，中国人民对衣着打扮逐渐讲究了，这说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也反映出国家和人民的新风貌。我甚至感到，现在走在城市的大街上，多数人的服装已经和某些发达国家相差不太大了，真是穿什么的都有。那么，中国驻在外国的工作人员、外交官及夫人、贸易代表等，他们在国外穿什么衣服呢?外国人在各种社交活动中又是怎么穿戴的呢?

张颖与丈夫章文晋

　　有两次笑话我记得非常清楚。

　　1972年初，我率中国新闻代表团到欧洲访问，全团共有6人，只有我一人是女性，6个人一律穿着深颜色的毛式服装，头发都剪得短短的。我们大概是“文革”中第一批出访欧洲的较正式代表团，因此接待我们的国家都相当重视。我们到达瑞士机场时，瑞士政府新闻司司长来接我们，当然他有我们的名单，上面也注明了性别。当我们走下舷梯的时候，看见那位新闻司司长，手拿一束鲜花，按照礼仪，鲜花是送给妇女的，但我和另一位男士并排走下来，看到他一脸困惑，他在想到底哪位是女性呢?还是那位男士把我往前一推，我先向他打招呼问好，异性的声音总有点不同，这时他才喜笑颜开，赶快把鲜花送到我的手中。

　　那天晚宴又出了另一次笑话。饭前，我到洗手间整理衣衫，正要进门，却被那位看门的老太太给挡住了，硬是不让我进去，手指着门口的牌子(女厕所)直摇头。她不懂英语，我没法向她解释我是女性，实在没办法，我只打开衣领让她看个清楚，证明我确实是女性，这才让我进去了。

　　“文革”前后20年，中国人穿的衣服男女不分，外国记者为此做了不少文章，认为这是中国一大奇观。

　　1973年，外交部派章文晋和我到我国驻加拿大

　　大使馆工作，我既是政务参赞又是大使夫人。我没有忘记在瑞士的情景，想到老穿一套毛式服装不太合适。倘若作为参赞去办交涉、谈问题，那倒也没有什么，可是作为大使夫人参加晚宴，还是那套衣服，未免不相称。于是我做了几件中国传统的镶边盘扣的短上衣，虽然仍穿裤子，但和男的不一样了，而且多少添了点色彩。本来在“文革”以前，外交部女性出国做夫人或兼外交官都是穿裙子或旗袍的，那时是学苏联体制，外交人员的薪金比国内高得多，可以做许多漂亮衣服。但到“文革”开始时，造反派搞了个“九九展览会”，把出国的一些女同志，都批斗成资产阶级臭老婆，使得女同志们闻风丧胆。派驻国外人员的工资改革后，当大使的和工勤人员津贴费都相差不大，这样才使得在国外工作的女性们，服饰变成不男不女的了。我到加拿大的第二年，就开始穿西装套裙，当然那也是非常古板过时的样式了。加拿大的社交场合与美国相似，也比较讲究，可我不敢出格。反正那时候在国外的工作不要求有多大开展，但求无过就是了。

　　随章文晋去美国赴任是做专职大使夫人，我还真没有当过专职夫人，但既然决定同去，也要做得好。要做好，恐怕也有点儿学问。一般说来，出国前的准备是相当全面的：要了解两国关系，要了解我们国内各方面的情况，要熟悉政策方针，这是主要的;还要了解一些驻在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对驻在国人民的风俗习惯、喜好和禁忌也必须知道。行前的置装(办齐四季所需的各种衣服)最伤脑筋了，我想了一条原则：不失体面又恰如其分。因为大使夫妇的言谈举止，包括穿衣打扮，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自己国家的水平和精神面貌。

　　有一天，我和文晋一起去看邓颖超大姐，告诉她我们将要去美国工作。其实，她早已知道了。提起穿衣服，邓大姐问我有没有皮大衣，我说去加拿大时已经做了一件。她像是早已准备好了，让赵秘书拿出一件皮大衣来，送到我手上，并说这是俄国紫羔皮的，很名贵，还是建国初期周恩来总理第一次去莫斯科时，斯大林送给总理的，回国后总理又送给她。现在她送给我，并深情地说，这是她惟一可送给我的也是最好的纪念品了。邓大姐让我改做一下，把毛皮翻在外边，这样显得华丽好看些。当时，我十分感动。接着她又对我说：“你过去长期在蒋管区工作，应该知道，入乡随俗是很重要的事，否则难以广交朋友、开展工作。现在改革开放了，不应该有不必要的顾虑。”回到家再仔细想想邓大姐的话，我思想上顿时开阔了。

　　关于美国人的穿衣习惯，我听到过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美国人穿衣服很随便，大街上穿什么的都有，并不讲究;另一种说法是美国妇女穿衣服很讲究，尤其是上层妇女，衣服穿过一次就不再穿了。文晋在80年代曾两次到美国，接触过各方面的人物，他的意见是宁愿讲究些为好。当时外交部发给大使夫妇的置装费是每人1900元人民币。我们都知道这点儿钱肯定不够，决定把自己的积蓄添上。我们穿得好也是国家的体面。

　　我做的外穿衣服，除了两套毛料西服套装，其他的包括长短旗袍、衬衣、长短外套、连衣裙，全部是国产真丝面料，因为中国丝绸是世界闻名的，穿得好还能起到宣传作用。各种衣服的样式，尽可能做到有民族特色，而不追求新潮，颜色与花式以庄重、淡雅为主。旗袍被认为是中国妇女的主要民族服装，但样式可以有所变化，做工也很有讲究，如镶边、嵌边、花边，等等，盘扣也各式各样;长短外套用织锦缎来做，加上盘扣就更有特色了;长裙并非外来服式，中国唐代妇女就穿长裙，以丝绒做长裙、真丝双绉做连衣裙，效果都很好。到美国以后，很快我就了解到，美国上层人士，尤其是妇女，穿衣服是比较讲究的。在那样的国家，虽不能说是只看衣装不看人，但先看衣装再看人却一点儿也不假。上层妇女很少穿同样的衣服，早、午、晚的衣服样式也不同。在美国去逛大商店，那也分等级，高档商店里的衣服绝无同样的，也可以说美国人喜欢标新立异吧，中低档商店就不一样了。美国上层妇女的眼光特别尖锐，如果你穿上一件在美国买的衣服，她们一看就会知道是在哪种等级的商店买的，大概值多少钱。所以在美国的时候，我从来都穿中国带去的服装。

　　记得1984年里根总统竞选连任，有一个大公司曾专门为做出席里根总统当选庆祝晚宴的礼服，搞了一次服装展示会。出于好奇，我也去看了。我们在非常舒适的茶座里喝咖啡，大概是一位服装部总经理出面接待。他介绍说，这次展示会的特点是：所有定制的服装，一定在庆祝晚宴前两三天做好，送至府上;对于每位女士，虽然大家可能选择同一个模特身上穿的相同样式，但你得到衣服，绝不会与别的女士相同;每套晚礼服的价格为7500美元，倘若需要装饰钻石，价钱另议。由此可见少数美国贵夫人生活的奢侈，但人们在平时郊游或共进午餐时，都穿得随便些。出席晚宴的衣着则视不同情况而定，一般晚宴或重要晚宴，妇女多数也是穿着长裙。爱穿那种真正新潮服装的，多是明星、歌星或年轻人，官员或使节夫人穿得还是比较庄重的。有人说，在西方国家，年岁越大的人穿得越花哨，我觉得也不完全是这样，只是妇女们穿衣服不大受年龄的限制。比如七八十岁的妇女，爱穿大红颜色的不少，或者穿得比较鲜艳，她们认为穿鲜艳明亮的服装，可以显得富有朝气。她们总不服老，也不愿听别人说她们老，这和我国很不相同。我国50岁以上的妇女就只愿穿蓝、黑、灰颜色的服装，其实大可不必。在美国的时候，我也没有见过“中老年服装”这种提法，他们只有大、加肥或特型的服装商店，而无年龄的区别。这种观念我倒认为是很好的，年龄与服装不该有什么明确的界限，根据自己的体型、肤色选择得和谐得体就好。

      当外交官夫人，对于丈夫的穿着也要多关心些，他们更需要体面。我国有些外交官包括个别大使，有时不修边幅，比如衬衣领不熨平，下摆没有塞进西装裤，使西装上衣都遮不住;尤其在夏天，有时穿着港衫及一件外套就去参加正式场合的活动等，这是相当没礼貌的。男士的穿着，西装外衣要合体，裤线要清楚，更应注意衬衣和领带，还有皮鞋要干净。在美国时，我每天为文晋熨衬衣，衣领和袖口必须平整，领带常换，和谐或对比度都好看。

　　文晋日常生活非常简朴，衣食都很简单，只有在美国当大使期间，他比较讲究。西服的料子、颜色和做工，在国内都尽可能找最好的，衬衣有时一天换两三次。记得我们到达华盛顿不久，美国报纸及华文报纸刊登了相当大篇幅的文章，介绍章文晋大使。那时台湾派去的代表钱复抵美也不久，文章经常把两人作比较。一些报纸说钱复是台湾的“青年才俊”，但却难以与老外交家相比。他有一点优势，是美国留学生，可能更易适应美国的环境。有趣的是，在我们举行到任招待会的第二天，有报纸评论章大使的衣着，大概是说，中国首任联络处主任穿毛装，第二任穿西衣，而刚到任的章氏，不仅文质彬彬、风度潇洒，而且所穿西服很为考究，不仅合体而且做工精细，可见大陆的水平的确有所提高……虽非留美也难以相比，等等。尽管这只是很小很小的事，但影响却不小。

　　在美国有不少正式的晚宴，请柬上写明男士须穿“黑领带”即穿短的晚礼服。以往在这种时候，中国大使都穿黑色毛式服装。毛式服装作为民族服装是可以的，但这种场合每年有二三十次，老穿这一种款式，就有点儿显眼和不合群。所以在1983年秋天，文晋和我商量再三，是否可以做一身“黑领带”?我们都有些顾虑，怕太资产阶级味道了。最后决定，既然可以入乡随俗，那穿一身普通的“黑领带”也未尝不可。结果，文晋做了一身，开始穿来不习惯(主要是里面的衬衣吊带等穿着麻烦)，慢慢也适应了。新闻媒介居然又有议论，说中国改革开放确实不假，大使居然穿上“黑领带”了。

　　注意大事，也不忽视小节，这是在国外工作的一条法则。穿衣服虽是小事，但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和作用。其实，作为个人来说，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在穿衣上，我们常常为此感到烦恼不安，但如果为了工作，能给工作带来方便，我觉得那也是应该做甚至是需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