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订礼的原则，除了理之外，还有情，所以《礼记》说：“礼缘人情而作。”人是情感非常丰富的动物。对于人而言，如果能用理性控制情感，则不仅有利于身心健康，而且有利于社会和谐。相反，如果失去理性的控制，就会变成兽性之徒，酿成恶性事件。据2005年10月25日《北京晚报》第10版的报道：《2/3命案缘于激情犯罪》，同事之间吵几句嘴，都可以成为杀人诱因。又据2005年11月19日《北京晚报》第4版的报道：《调查显示：多半女大学生情绪不稳》，一项针对女大学生心理健康的调查，认为自己情绪不够稳定的占55.4％，情绪时好时坏的占34.8％，52％需要依靠别人，48%惧怕失败，许多女大学生缺乏自信，经常为一些小事苦恼和烦躁，情绪容易波动。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美国。《纽约时报》2005年11月27日刊登了朱迪思·沃纳的文章：《粗鲁的孩子》。文章说，据2005年10月美联社和益普索集团开展的民意测验结果，将近70％的美国人说，他们认为当代人比二三十年前粗鲁，孩子们的表现尤其糟糕。那么，人类应该如何看待和处理情感问题？儒家对此有很深入的研究。

       一、人性得自于天
       礼为什么要缘情而作？这是儒家从研究治世之道得出的结论。而儒家的治世之道是从道的普遍性推衍而来的。人类在与自然万物打交道的过程中，既有失败者，也有成功者，其中是否有规律性的东西在起作用？怎样才能避免失败、走向成功？郭店楚简中的《尊德义》篇从正面总结道：大禹治水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顺从了“水之道”；秦人的先祖造父马养得好，是因为他掌握了“马之道”；周人的始祖后稷地种得特别好，是因为他谙熟于“地之道”。而圣人善于治民，也是由于尊重了“民之道”。可见万物莫不有道，道就是客观规律。作为执政者，尤其应该懂得尊重事务的客观规律，如果治理人民而不尊重民之道，那么“民之从之也难”，民众是不会服从的。
    
       儒家认为，天不仅是宇宙的主宰，而且是万物之“道”的渊源。郭店楚简说：“圣人知天道也。知而行之，义也。行之而时，德也。”天道无所不在，天道形诸于地，就成为地道；形诸于水，就成为水道；形诸于马，就成为马道；形诸于人，就成为人道。人道如同水之道、马之道、地之道，是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它有两个最显着的特点，首先，它是人类的不教而能、不学而有的本能，是天赋予的。儒家称之为“性”。《中庸》说“天命之谓性”，《郭店楚简》说“性自命出，命自天降”，意思是相同的。我们今天还常常说“天性”。儒家说人性得自天命，则人性就是天性，谁都不能改变，而只能顺从之，从而将性与天道相打通，不仅说明了人性的来源，而且为人性的合法性取得了形而上的依据。尽管其中少有玄学的色彩，却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其次，人性不是发生在个别人身上的孤立现象，而是人类普遍具有的特性，“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对人性的把握，可以推己及人，导出正确的为政之道。所谓人性，郭店楚简说是喜怒哀乐，《大戴礼记·文王官人》说是“喜怒欲惧忧”，略有差别。
    
      儒家对人性做了缜密的考察，从内与外、隐与显的角度，将它分解成两层：性隐存于人的体内，无法进入人的视野，但它确实存在。好比一口钟，只要没有外物的撞击，它是寂然无声的，但它体内却隐含着一种发声的能力。人性也是如此，它是一种能力，没有外物的作用时，或者人在睡眠中，它都含而不露。当外物影响到人，体内的反应机能启动后，性就会外发，呈现出喜怒哀乐的不同形态，儒家称之为“情”。情是性外发时的表现形态。性与情相为依存，没有性，就无所谓情；没有情，性就归于虚无。

       二、道始于情
       郭店楚简《尊德义》篇说“民可导也，而不可强也”，“可导”的是人性，“不可强”的也是人性。郭店楚简进而提出了“道始于情，情生于性”的理路，认为治民之道发端于人的喜怒哀乐之情，因为人情得自天性。这是一个非常自然、非常顺畅的逻辑，它将人性作为治道的基础和主体，将礼治思想直接与人情相连，甚至直接表述为“礼因人情而为之”。
    
    孔门七十子关于人性与人道的讨论非常热烈，这不仅见诸郭店楚简，而且大量见诸《礼记》和《大戴礼记》。这两本书同出于一源，都是从汉初发现的先秦竹简中选编而成的。《礼记》说：“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又说：“故礼义也者，……所以达天道、顺人情之大宝也。”《大戴礼记》说：“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又说：“故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达诸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习，然后民特从命也。”在我们分析了郭店楚简中关于性、命、道、天的论述之后，再来读本节所引《礼记》、《大戴礼记》的文字，就会感到非常亲切和熟悉。朱子说《中庸》立言之旨在于说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可谓深得其要。治道必须尊重人道，《中庸》做了最好的表述：“率性之谓道”，这里的“率”是遵循、沿着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遵循常人之性，庶几乎就是道了。这句话在古代中国思想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
    
    众所周知，商代盛行人祭、人殉，许多人一生的价值，就是充当祭祀的牺牲、或者为贵族陪葬。武王克商之后，周公鉴于纣王失德亡国的教训，提出“明德慎罚”的口号，要求执政者“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奠定了民本主义的基础。孔子深化了周公的思想，他不仅反对用活人殉葬，也反对用模仿真人样子的“俑”殉葬。这还不够，孔子还倡行“仁”的学说，提出“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的命题。到了他的弟子子思这一辈，又把爱人和以人为本的思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提出了人性尊严的普世性问题，要求执政者尊重所有人的情感，这是对周公、孔子以来周代人本主义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三、礼是对人性的合理节制
    平心而论，道家也肯定人性，这一点与儒家有一致的地方。但是，在如何对待人性的问题，儒、道两家开始分道扬镳。道家主张人性唯上，提倡放任人性，不做任何约束。儒家认为，人性虽然有天生合理的一面，但需要有合理的节制。儒家关于人性应该受到必要的节制的观点，主要是从以下两方面论述的。
    
    第一，人的心志需要扶正。外物与性情的关系似乎很简单，是一种直线的反射关系。可是，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现象：同一个外物作用于不同的人，反应出来的情并不相同。例如用毒品来引诱人，有人很厌恶，有人却很喜欢。原因何在？儒家认为，在物诱情出的过程中，还有一个起着枢纽作用的东西：志。郭店楚简说“凡心有志也。”什么是志？朱熹解释说：“志者，心之所之之谓。”志就是心的走向。
    
    心与志的关系是什么？简单地说，心与志的关系，有些像性与情。心在内，是志的栖身之所；心的取向表现为志。外物作用于人之后，情如何反应，要经过心的判断和调度，郭店楚简把心的作用形象地比喻为权（秤砣）和度（尺度）：“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 心是万虑之总，它在感知外物之后，经过判断和权衡，再发出指令，主导情外发的走向。心之所向，决定着情之所向。心的作用如此重要，可惜它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因素。在某些情况下，明明是恶言恶行，心往往会偏而向之。明明是善言善行，心或许会厌恶之。可见，人的心理定式未必都正确。所以郭店楚简说：“凡人虽有性，心无奠（定）志。”心的走向，没有一定之规，它往往要经过对次的实践和反复，才能形成某些心理定式，作为今后判断外物的经验。
    
    因此，如果不能将心志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人的德性就很难树立起来，郭店楚简说“德弗志不成”，正是这个意思。那么，怎样才能正确地把握心志呢？儒家认为，应该通过礼义的教育，来扶正自己的心志。郭店楚简说：“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儒者的责任就是因性明教。而教育的方式既包括礼乐，也包括刑法：“作礼乐，制刑法，教此民尔，使之有向也。”目的是要让民众的心志有正确的方向。这项工作需要长期进行，但在“心未定”的童稚时代最为重要，要注意孩子的生活环境，择居处，慎交游，使孩子“目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视右视，前后皆正人”。等孩子年龄稍长，要处处教以礼义，以正心志，使之“习与智长”，“中道若性”。性情与礼义的关系，《诗序》有一段非常精到的表述：“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性情是教育的起点，这是民众的天性。礼义是教育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先王传给后人的教泽。
    
    第二，人的性情不能自发地达到“中”的境地。性情有容易失控的一面，虽然人的心志正，则外发之情的方向自然就正。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所发性情是否适度、是否恰到好处？或者不足，或者过度，虽然是出于天性，却不合于天道。儒家制礼，意在使人的性情能得其正，“齐之以礼者，使之复于正也”。能够适度把握性情，才是把握了礼的真谛。
    
    《礼记》有一段孔子的弟子有子与子游讨论礼的对话，对于我们理解“中”的问题很有帮助。儒家丧礼中有“踊”的规定。踊是跳脚，是人在最悲痛时自然会出现的动作。丧礼规定，只有在某几个仪节中，孝子才可以踊，而且每踊只能跳三次，三踊而毕。有子认为这类规定多余，应该任凭孝子发泄悲痛之情。子游认为，毫无节制地发泄情感是“戎狄之道”，而文明民族懂得理性地表达情感。子游说，人在丧亲之后有两种表现，一种人对父母有很深的感情，此时不吃不喝，悲痛欲绝，情绪失控，不仅无法完成丧葬之礼，甚至可能毁性丧身，这当然是死者不希望见到的。另一种人是不孝之子，无所谓，一切照常。前者是悲伤过度，后者是悲伤不足，都不好。    
    
    孔子说：“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为此，丧礼中设计了两套办法，一是哭踊之节，二是衰绖之制。贤者丧亲，哀伤过度，滴水不进，会有生命危险。为了防止“以死伤生”的现象发生，丧礼规定，到了第三天，一定要让丧主喝些粥，要坚强地活下去，此外要有哭踊之节，注意节哀顺变。“衰绖”是指丧服。丧服有提示的作用，提醒丧主正在重丧之中，每天面对丧服，可以使他回忆起父母的恩情，唤起内心的悲伤之情。可见，丧礼的作用，一是要杀减过情者的悲伤，二是要提升不肖者的哀情，古人说：“贤者不得过，不肖者不得不及，此丧之中庸也”。子游说“品节斯，斯之谓礼”。《礼记》也说：“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可见，礼的节文正是对于人的情感的合理限定。
    
    最后，我们来读《中庸》开头一段非常着名的话：“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人有中正之性，这是为政者所依据的大本。要让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处处恰到好处，才是“和”的境界，才是理性的完美体现。中庸之道，就是万物得其中、人得心性之中。朱熹说：中就是“无过无不及之名。”“（人）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礼就是合于大本和达道的情性与行为。
    
    郭店楚简将儒家的礼学思想归纳为“始者近情，终者近义”，与《诗序》所说的“发乎情，止乎礼义”是一个意思，都是主张要将情控制在无过无不及的层次上。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朱熹解释说：“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礼的作用是在于要引导人性走向理性，这正是道家所没有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