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什么必须遵守礼？礼是依据怎样的原则制订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本书将用几个章节的篇幅来叙述。本节要谈的是礼与理的关系。

       一、礼是合于理的行为准则

       前面谈到，我国早在西周就出现了民本主义的思潮。执政者应该“明德”，体恤“小民”稼穑之不易和生活之艰辛，要关注民众对政府领导的感受，要从他们的反应中及时调整政策。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执政者如何树立德性？人怎样才能得到他人的尊重？于是，一些知识精英开始研究人格培养的问题。怎样才算有了完善的人格？这就需要制订出一套规范，以便大家有所仿效。这一规范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人们统称之为“礼”。

       礼的内容丰富多彩，但并不杂乱，因为它内部有一以贯之的思想，它是制礼时必须遵循的原则。这一原则，用一个字来表述，那就是“理”。《礼记》说：“礼也者，理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可见，在古人心目中，礼就是理，是不可移易的理的体现。只要按照礼的要求去做，一定是合理的。理与礼的关系，可以这样比喻：理是礼的灵魂，礼是理的躯壳。因此，礼是社会共同遵奉的法则，谁背离了礼的要求，就无法在社会上安身立命。同样的道理，政策的制订也一定要合于理的要求，否则就无法为民众所接受。《周礼》一书，主要叙述国家典制和大政方针，例如中央政府的规模和格局如何确定？中央如何了解各地的民风政情，与地方的关系如何协调？行政区域如何划分，官员的责守怎样规定，部门之间如何制约？赋税如何征收，荒凶之年如何调节税率？社会教育的体系如何确立，教学内容如何确定？司法制度如何保持公正和合理等等。知识精英对于类似的治国原则，有过许多的讨论以及反复的斟酌，构拟了一系列制度，下面略举数例。

       中央与地方之间，要有畅通的渠道，以便做到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为了了解地方的真实情况，天子必须遵照巡守制度的要求，定期到各地视察。所到之处，地方官要述职，天子要考核其政绩、考察风俗，作为奖惩或升迁的依据。地方要按照中央核定的数目上缴赋税。在首都发生非常事件的时候，地方有义务出兵勤王，保卫中央政权。税收是国家行政开支的主要来源，既要满足中央和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的要求，又不能损害民众的生计。为此，必须要有合理的税率。儒家主张征收十分之一的税，即所谓“十一之税”，认为这是尧舜之道。但有人认为太高，也有人认为过低。《孟子》有一段孟子与白圭讨论税率的对话。白圭将税率降低到“二十而取一”，孟子认为这是像貉那样的尚未开化的国家才有的做法，因为它开支绝少，二十税一，足够使用。而像中原地区，已经有了很高的文明，二十税一，无论如何不够用。十一之税是最为合理的税率，所以孟子说：把税率定得比尧舜之道还要轻，是大貉、小貉的做法；把税率定得比尧舜之道还要重，那就是大桀、小桀了。

    《周礼》中的司法制度，特别强调犯罪人是否初犯、是否过失犯罪、是否年齿很高的老人犯罪。如果属于上述情况，应该给以改正的机会，或者从宽处理。听取诉讼时，要仔细观察诉讼人的言辞、神色、气息、眼神等，并且尽可能听取各方面意见，以获得真实的案情。对人的处理，偏重于教育，反对不教而诛，反对动辄用刑。民众有犯了轻罪、但尚未触犯法律的，就让他坐在专设的“嘉石”上，使之感到耻辱，在有了改过自新的表现后再赦免他。凡是孤、独、老、弱之民有了冤屈而地方官拒不接受他们申诉的，都可以站到专设的“肺石”上，然后有官员受理申诉，并惩罚地方官。行政机构的设置，是文明社会的管理所需，但耗费钱财，如果不加限制，势必加重民众的负担，影响社会安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各种建置的规模必须与国力适称。例如军队的建制，如果过大，穷兵黩武，则国家财力无法承受，过小则起不到防卫的作用。因此规定为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

       礼是赋予道德内涵的一套制度。制订正确的治国政策，是国家的强盛之道，也是立国的根本，这就需要有理性的思考。上述制度体现了儒家的理性精神，因而都属于礼的范畴。如果失去了礼的制约，就是野蛮国家，不可能长久。所以《左传》说：“礼，国之干也。” 此外，政府要推行德教、施行高尚的治国理念，就需要一种类似于车子的工具，才能把它输送到四面八方，否则就只能是空中楼阁。《左传》把礼比作是推行政治理念的车子：“礼，政之舆也”，非常之形象。所以，《左传》说：“礼者，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立后嗣者也。”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离开礼的原则，礼就是理性的体现。《左传》里有许多关于政事的评论，当时的知识精英每每用“礼也”或者“非礼也”作为最高判语。比如评论某次战争，主要不是看胜负，而是要看战争的性质是否正义，发起战争是以强凌弱，还是除暴安良？战争结束后是及时撤军，还是赖着不走？以此来评判一个国家的品质，来推断它是得道多助，还是失道寡助。

       二、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主要标志

       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人类用了上百万年的时间才完成。尽管如此，人的体质、心态、举止等方面，依然残留着太多的动物特性。《论语》说：“人与禽兽之别几希。”认为人与禽兽的区别并没有多少，可谓警示之言。因此，如果不去强化人的特征，拉开与禽兽的距离，甚至有意无意地磨灭人的特征，就有可能再回到禽兽的队伍中去，那将是人类最大的悲哀，《孟子》说“人不可以与禽兽为伍”，也是在提醒人们注意人类与禽兽的区别那么，人与禽兽的区别究竟何在？换言之，人之所以为人的主要标志是什么？这个问题，早在2000多年前的《礼记》里就有所讨论。最自然的回答是：人能说话，而动物不能。《礼记》批评了这种说法：“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鹦鹉能惟妙惟肖地模仿人说话，可终究是飞鸟。猩猩的智商比猴子还高，也会学人说话，可它还是禽兽。人与动物的差别不在语言，而是在有没有“礼” 这一点上。人类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人通过进化，成为万物的灵长，是具有理性的动物，所以懂得礼是做人的规矩，是维系社会和谐的准则。禽兽不然，它们没有婚礼，也没有丧礼，彼此之间不需要谦让，为了一块肉骨头，可以肆意争抢、撕咬。

        所以说，“人而无礼，不亦禽兽之心乎”？尽管会说话，可是不懂得礼，那心就如同禽兽一样。于是，有圣人出来，“为礼以教人，知自别于禽兽”，制订了礼来教育人，让民众明白自己与禽兽的区别在那里，自觉地用礼来修身，努力成为有理性的人。

       《礼记》说：“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可见，儒家把礼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志，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

        三、礼是中原文明的主要标志

       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地区的农业文明已经相当发达，生活比较稳定，但在周边地区生活的许多民族，虽然也有权力机构，但还处在渔猎时代，逐水草而生，生活很不稳定，文明程度远不如中原。中原人用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来称唿四周的少数民族，统称“四夷”。当时，四夷时时侵扰中原，掠夺财富。有些部族甚至定居中原地区，不再回去了。中原诸侯与四夷犬牙交错，彼此的文化既有碰撞，也有交融，问题是谁改变谁？

       有些周边民族进入中原以后，看到人们衣冠整洁，进退揖让、举手投足之际，透出一种典雅，显得很有教养，于是心生羡慕之意，积极学习中原礼仪，天长日久，居然变得跟中原人一模一样。相反，也有些原本文化很先进的中原诸侯，见到这些比较落后的部族文化后，感到新奇，于是极力仿效，披头散发，衣冠不整，说话粗鲁，行为不端，甚至转而行夷狄之礼。久而久之，其文化开始下滑，出现了逆向的流动。唐朝古文学家韩愈在他的《原道》里分析了上述文化现象。他说，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把当时的历史事件按年代顺序逐一记载下来呢？孔子的良苦的用心是：向后人揭示历史演变的轨迹。从本质上来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文化史，是一部文明战胜野蛮、先进文化战胜落后文化的历史。在春秋这一文化交融的复杂时期中，中原先进文化理应引领周边民族走向进步，而不是让四夷牵着中原文化的鼻子走。因此，孔子主张“严夷夏之别”，夏指中原，夷指四夷。要以夏变夷，而不是以夷变夏，这是孔子的文化立场。孔子作《春秋》，正是为了昭示各诸侯国和夷狄部族的文化立场，以及兴衰存亡的过程。

       夷夏之别，别在哪里？别在有没有礼、懂不懂礼。韩愈认为，如果四夷之中，有谁通过学习中原礼仪，变得跟中原一样文明了，那么就应该“诸侯之”：把它当作中原大家庭的一员来对待。相反，如果中原诸侯堕落成了野蛮文化，那么就只能“夷狄之”，把它当作四夷来对待。韩愈的这一看法，丝毫没有种族歧视的成分，只看它文化是否达标，用有没有礼来区分野蛮跟进步，这一思想非常深刻，影响很广。今天的时代，由于高科技的介入，异质文明之间的交融与冲突，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便捷、深入和广泛。在这一历史时期，对世界其它优秀文明兼收并蓄是必须的，但前提是要传承我们五千年的优秀遗产。人们喜欢谈“中西融会”，如果“中”已经没有了，我们拿什么去与“西”融会？那只能是全盘西化。

       四、礼是修身进德的阶梯

       孔子教导他的学生，要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从表面上看，君子儒和小人儒都是读书人，但在实质上，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小人儒读书是为了个人的飞黄腾达，君子儒读书是为了淑世济民。为了个人的飞黄腾达，需要用知识来做敲门砖；为了淑世济民，光有知识还不够，还必须有高尚的道德。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认知的本体，对于君子来说，人生的意义在于不断提升自身的境界，完善自己的人格。介于“本体”与“境界”之间的是“功夫”。这里的功夫，不是武术，而是指学习和实践。古人讲“知行合一”，得到了真知，就一定要付诸行动，否则就是没有用的空道理。

       理是抽象的，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一旦把理变成了礼，它就是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理之所以能转化成礼，是因为把理分解成了忠、孝、仁、爱、文、行、忠、信等德目，并且将他们外化为日常行为，通过亲身的践履和体悟，人们就能一步步修身进德，并且向内心探求，牢固树立德性。如果说理是目标，礼则是走向这一目标的途径。只要按照礼的要求去做，言谈举止就能处处中规中矩。孔子特别强调对于礼的学习，他说：“不学礼，无以立。”要成为道德高尚的君子，就一定要用礼来修身，成就自己的风范，所以《左传》说：“礼，身之干也。”

       今天的儿童教育，人们往往热衷于天才教育，望子成龙，从小就要求孩子学习钢琴、小提琴、舞蹈、音乐、绘画等技能，而很少关注孩子的人格培养。如果没有健全的人格，将来踏上社会之后，问题会很多。我们古代的教育，最看重的是人格教育，而这种教育不是讲空话和大道理，而是把它分解为具体的礼节，以便让孩子容易理解、容易做到。例如，要求孩子“黎明即起”，是要培养孩子勤奋的习惯；起身后要“洒扫庭除”，是要他学习做力所能及的家务，树立对家庭的责任心。又如《礼记》说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要孩子关心父母的起居，冬天的被褥是否温暖的卧席是否凉快，早晚要请安。又说：“父母有疾，冠者不栉，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要求孩子懂得为父母的疾病而担忧。“侍坐于先生，先生问焉，终则对。请业则起，请益则起。父召无诺，先生召无诺，唯而起。”老师有所问，要等问完后再回答。问老师问题、或者请求老师再次讲述时都要起立。听到父亲和老师的召唤，应答声不能懒散，应该短促，并且起立。这一类细节的设计，都是为了培养孩子对老师和家长的敬意。当孩子一条一条地按照这些要求去做了之后，他的为人的基础也就一步一步地奠定了。

       我们今天常常讲的“终身教育”，主要是说知识教育，因为科学发展很快，不学习就会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古人也讲终身教育，但重点还是在人格教育和道德教育上。古人认为，人终身都要接受教育，因为在不同的年龄段上，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因此应该有相应的礼仪教育，以及时调整人生之舵。古代中国有“人生礼仪”，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而设计的，童稚时期，孩子要接受幼儿教育。八岁进入小学学习，十五岁之后进大学学习。满了20岁，已经掌握了比较系统的知识和技能，生理上也发育成熟了，从此成年了，将要对家庭和社会负起一份责任了，此时要为他举行冠礼，进行成年教育。成年后可以结婚了，此时又有婚礼，教育新郎担负起家庭重任，教育新娘相夫教子，共同构建和谐家庭。

       任何人都处在复杂的社会网络体系中，没有孤立存在的人。儒家把复杂的社会关系归纳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五种，称为“五伦”或者“五常”。只有处理好五伦关系，社会才是和谐的。而处理五伦关系的游戏规则就是礼。此时有相见礼，教人如何互相尊重、礼尚往来；又有乡饮酒礼和乡射礼，教人怎样敬老尊贤，序齿序爵，立德正己。人死了，则有丧礼，教人如何处理亲人的遗体、奉祀亲人的精神，怎样慎终追远，使民德归厚。如此绵延一生、伴随一世的教育，寄寓着非常丰富的道德理念，却丝毫没有说教的意味，这是儒家的高明之处。

       有人觉得儒家很迂腐，成天讲道德教育，那东西管用吗？现代社会就是要像西方国家那样崇尚法治。其实儒家从来就是礼、乐、政、刑四者并提，主张教化与行政管理结合。《乐记》说：“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又说：“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儒家的治国之道包括礼、乐、刑、政。礼乐是教化的工具，帮助人们树立好的德性，自觉抵制不良行为。政是推行教化的工具，刑是针对害群之马的。可见，儒家并不排斥用刑，而是主张摆正德与刑的位置：“德主刑辅”，强调道德教育为先，相信道德的力量，相信大多数人能够接受教育，而不是以刑罚威胁为先。所以，我们对儒家的礼乐教化思想要有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