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起,北京被认定为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属可优先享受保障性住房,享受子女在入托、入学时予以照顾,报考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时加10分。此外,凭有效证件可免费乘坐公交车、地铁,逛公园。北京将重奖见义勇为者,在奖金、教育、医保和住房等方面最大限度优待见义勇为人员及家属,见义勇为烈士最高可获得170万元抚恤金。表彰时间从年底表彰变为及时奖励。同时新增了社会举荐机制,可上网举荐见义勇为。

　　北京市大幅提高见义勇为奖励，无疑体现了厚待见义勇为的良好制度设计。诚然，生命不能用金钱简单衡量，那些见义勇为的英雄，行大义之举之初，绝不是图谋荣誉、贪恋奖金。然而，那些见义勇为者为了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连自己无价的生命都奉献出来了，难道我们不应该给他们以厚待吗?所以，大幅度提高见义勇为牺牲人员奖励，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对良知的抚慰，也是基于现实的制度改进。

　　曾有全国政协委员调研得到的相关数据显示：近三分之一的见义勇为人员，牺牲或受伤丧失劳动能力后，家庭生活便陷入困境，其子女因此失学;多年前金友树“我救了十九人的生命，求县长救我的命”的公开信，至今仍是普遍存在的现实――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的不正常现象，不仅是社会的悲哀，更是文明社会的耻辱。

　　所幸，这些年来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关心下，不少地方对见义勇为人员施以重奖，并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对见义勇为人员和家属给予政策帮扶，这对弘扬社会正气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然，如果一名见义勇为者不幸牺牲、负伤，不但政府和社会给予其荣誉，而且他的亲人也因此受到照顾和补偿，这才是对见义勇为者最好的支持和奖赏，也是对见义勇为行为和精神的肯定。因此，见义勇为奖金的提高，保障措施的完善，这反映出社会价值取向应与社会需求协同一致。如果我们的社会需要见义勇为，那么，给予见义勇为者的回报就应反映出整个社会的认同。进一步看，让每一个见义勇为者都能感受到平民英雄的荣光，这是一个正义社会进入道德爬坡良性循环的基础。

　　当然，这首先需要制度给力。因为对于社会和政府部门而言，不仅要惩治恶行，更要重奖善行，以此高高树起扬善风向标。就此来说，对见义勇为者的厚待机制是否完善，也同样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如果全社会都按照北京市的这个制度奖励见义勇为者，敢于见义勇为的人会多起来，与人民为敌的人会减少。

　　总之，公民见义勇为的普及程度，不仅仅在于公民个体的道德良知和勇气，更在于社会能否厚待他们。公民在尽义务的时候，也应充分享有相应的权利。而作为社会公德建设重要内容的见义勇为行为，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肯定，那些为公共安全而负伤、牺牲的见义勇为者以及家属更值得去帮助。由此，只有善有善报成为社会常态，才能进一步带动崇尚正义、见义勇为的精神在公众中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