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林：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社科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教育周刊：在讲课中您曾说，在保留或借鉴中国传统文化比较好的地区和国家，由于有“礼”，人和人之间就更能相互尊重，相互礼让，人民就显得比较有修养，社会秩序也比较和谐。但是，我们了解到，一些师生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存在不和谐的主要原因是腐败、贫富悬殊，是一些地方民意上达的渠道不够畅通、是监督机制不够健全……中国正处在一个转型时期，您认为“礼”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应该占一个怎样的位置？

    彭教授：社会是由人组成的，所以治理社会就要从教育人开始。现实社会中很多问题归根结底都出在人的素质问题上，不从这个根本入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不会长治久安。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把“修身”放在治国的最基础的地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方面要下大力气解决当前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要抓治理社会的基础问题。

    人是有感情、有欲望的动物，《中庸》说“天命之谓性”，意思是说情和欲等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治国安邦要从尊重人性出发，所以《中庸》又说“率性之谓道”。但人性是有弱点的，比如贪婪、残暴、懦弱等等，必须把它控制在人与人能够和谐相处的程度。过分纵容，无异于把人性等同于兽性，这就要用一些办法来规范，所以《中庸》又说“修道之谓教”。儒家的礼乐文化，就是用来培养人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意识的。我看这比单纯用禁止、惩治来解决社会问题要好。例如我国传统的成年礼、婚礼、相见礼等等，都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理念，让你在喜闻乐见的仪式中感受亲情，感觉责任。又如平时对师长、对父母、对老人行礼如仪等等，都是要在潜移默化之中培养人们尊老敬长的意识和修养。有人认为儒文化很迂腐，只知道讲道德。其实儒家一方面认为人是一定要教育的，同时也认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教育。所以要用“法”来弥补“礼”的不足。礼用于“已然之前”，即犯错误之前的教育；法用于“已然之后”，即做了坏事之后，实施惩治。制度的建设对于治理国家至关重要，古代有很多制度，例如下情上达、防止有人中间阻塞言路的制度，都是属于礼制的范围。有些做法今天仍值得借鉴。另外像对待弱势群体，《礼记》说“虽负贩者必有尊也”，即使是肩负担挑走街穿巷的小贩，也应享有人的尊严，得到社会的尊重。如果公民普遍有这样的素养，对制度的实施就会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如果人的素养很低，即使建立了制度，执行起来也会大打折扣。所以我认为，《论语》中的一段话值得我们思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仅仅用政令来禁止，用刑法来惩治，百姓会因害怕而避免受罚，却没有廉耻之心；但以德来引导，以礼来规范，百姓会因知廉耻而遵守法规。

    教育周刊：《礼记•曲礼》中说：“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强调的都是以“礼”固定人的名分，维护上下尊卑的社会秩序。可推动社会进步的创新精神却要以敢于向权威挑战为前提，您认为二者之间是否相矛盾？

    彭教授：等级和秩序是人类文明的表现。问题在于，不能把原本属于管理的等级变成特权的等级。儒家历来主张，社会职务的高低，应与你的德行相称。在讲“礼”的时候，不能把它和儒家思想的其他部分割裂开来。在常态下，当然要尊老、自谦、礼让，要下级服从上级。没有这样的秩序，社会就无法运转，也不可能和谐。那么这是否就一定会影响我们向权威挑战呢？我认为不会。儒家从来不认为人就要卑躬屈膝，没有自我。大家可以去读一读《孟子》，里面对国君的批评是很严厉的。他说商纣王是“独夫民贼”，人人可以“得而诛之”。他很有气魄，说：“如欲平定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他主张人要涵养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要行天下之大道。他很有独立的思想和人格。他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绝不曲学阿世。他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等名言，已成为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的人生理念。自古以来，真正杰出知识分子都是有个性、求进取的。

    教育周刊：一位名牌大学物理系的男生说：“上大一的时候，他们班上课前曾集体起立问候老师。没想到把老师吓了一跳，弄得他很不好意思，非常不习惯。”这还是在大学里，如果把视野拓展到家庭、社会，对“礼”的陌生甚至无知就更严重了。您认为当前应该如何在学校、家庭、社会推广“礼”文化，以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

    彭教授：我每次给学生上礼仪课，课前都要向学生鞠躬，一开始学生都没反映。终于有一天，我对他们讲：我这个老师或许并不出色，但韩愈说，教师的职业首先是“传道”，你向老师行礼，就是对“道”的尊重，是对教师这个职业的尊重，是对人类文明的尊重。

    上次我在香港凤凰卫视讲演之后，一位美籍华人给我来信说，应该请人大代表写一个提案，将公务员礼仪教育立法，使推广民族礼仪成为政府行为，这是一个民族形象问题。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其次是要组织专家编写一部全国统一的礼仪教材。现在不少地方都在编写礼仪教材，水平参差不齐，各自为政，这会使原本统一的中国传统礼仪，出现很多不规范的问题。当然，教师培训也是必不可少的；第三，在推广“礼”文化时要注意已经出现的两个误区：

    误区之一，是拿西方的礼仪取代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礼仪。礼仪是一个民族最具表征性的东西。我们识别一个民族，主要看礼。可是某名牌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办的礼仪学校里，有非洲礼仪、欧洲礼仪、阿拉伯礼仪……就是没有中国礼仪！还有一些人在电视台给观众专讲西方礼仪；在青年中，举行外国式的婚礼、过洋节等等，都是不容忽视的倾向。对西洋礼仪只是作为民俗知识了解一下无可厚非，如果趋之若骛，就失去了民族的自尊，本民族的传统节日也会被淹没。

    误区之二，是把礼仪教育的兴奋点集中在操作层面，比如鞠躬要弯多少度，握手要停几秒钟等等。这些问题不是不可以讲，但如果只做表面文章，这个“礼”就成了没有灵魂的形式主义，内在的素质没有提升。《礼记》中说，“行修言道，礼之质也。”强调的就是，礼的本质在于言和行都要符合道。

    我国传统的礼学把礼分为礼法与礼义。礼法，指的是怎么做，即礼的形式。礼义是指形式的意义，二者缺一不可。有礼义没有礼法，再好的礼义也无从体现；有礼法没有礼义，礼法就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壳。《礼记》说，礼的最高境界是“德辉动于内，礼发诸于外”。德是礼的源泉和动力，推行礼仪教育，最根本的是要提升人的素质，让礼成为千百万人的自觉行为，千万不能舍本逐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