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礼乐文明诞生是伟大的历史进步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们史学界的泰斗钱先生在台湾接见美国学者邓尔麟时，向他谈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解。大家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可是，它的“核”在哪里？在这样一个博大的体系中，起着最深层的影响的东西是什么？钱先生说只有一个字，就是“礼”。他说，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从一个家庭到整个国家，我们所有的行为准则都是由“礼”来笼罩的。我们中国幅员如此辽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各地的风俗差别非常之大。西方人是以风俗来划分国家的，如果按照西方人的观点，这么大的差别，就是不同的国家了。可是在中国，不管你的风俗有多么不同、方言有多大的差别，但是在“礼”这个层面上都是认同的。礼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行为准则。所以，钱先生说：要了解中国文化，就非要了解“礼”不可。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近代以来，每当人们对传统文化进行抨击的时候，“礼”总是首当其冲地受到批判。到了文化革命时，对“礼”的冲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四人帮”说，“礼”就是奴隶制。《论语》上有句话叫作“克己复礼”，江青说“克己复礼”就是复辟奴隶制。江青把礼与奴隶制直接划了等号，它的恶劣影响，直到今天还远远没有肃清，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为这个“礼”来正名。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谈对礼的认识，那么，我要说“礼”不仅不是反动、落后的东西，恰恰相反，它在中国的诞生，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一谈到礼，就不能不去找它的源头，就一定会从“周公制礼作乐”谈起。大家知道，殷周之际，武王伐纣，把商朝推翻了。那时候武王身体不好，几年之后，武王就死了。他的儿子成王年龄幼小，还在襁褓之中，不能亲政，于是就由成王的叔叔周公来摄政。这个周公非常了不得，原本是一次寻常意义上的改朝换代，经过他的手，就变成了天翻地覆的一场体制和思想领域的革命。著名学者王静安先生在他的《殷周制度论》里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他说：“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中国古代二千多年文明，政权发生过很多次转移，但大多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只是天子换了；这中间只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就是武王克商。拿今天通俗的话来说，殷周革命就是奴隶制变成了封建制。殷商是奴隶制，我们在河南安阳的殷墟可以看到，一个商王死了以后，要杀掉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奴隶或者战俘来殉葬。殷墟的王陵区有上千个祭祀坑，一个坑往往埋有十个被杀死的人。处于社会底层的战俘和奴隶，没有尊严可言，他们的价值与牛、羊、猪一样，不过是奉献给神的牺牲。

    殷商时代的青铜文化非常灿烂，物质文明相当发达，但它的精神文明却是一片空白。殷墟出土十几万片甲骨告诉我们，商王无论什么事情，包括明天下不下雨、打猎能否有收获，乃至有牙病等，都要占卜，这是一个神权的时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完全失衡，只能依靠暴政来统治人民。所以，牧野之战，七十万士兵前途倒戈。一个物质文明那么强大的王朝，在顷刻之间就覆亡了。如此迅速的变化，令人感到惊讶不己。怎样才能长治久安？这是摆在周人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作为政治家的周公，对商朝的历史做了一个详细的梳理和思考。他发现商朝前期的一些王还是很好的，特别是像祖丁啊，武丁啊，有的在位五十多年，有的在位七十多年，当时国力非常强盛。到后期的那些王，在位时间都不很长，或五六年，或三四年，都是短命的王。周公认为根本的原因是他们失德。周公认为商朝的灭亡不是由于天命，而是由于他们失德。失德者失人心，失人心就必然灭亡。所以我们今天在《尚书》还可以读到很多篇周公对当年臣下的训诰，他反反复复提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商朝亡国的教训并不远，就在夏朝之后。那么怎么办？他提出一个口号，叫“明德”。周公是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要把“明德”作为执政纲领的政治家。为了保证这样一个纲领的实施，周公制定了一系列人性化的礼乐制度，史称“周公制礼作乐”。

    德政要怎么样体现？德政要有制度来加以保证。周公设计的这套制度跟商朝截然不同，王静安先生在他的《殷周制度论》里面有一些非常精采的论述，他说：“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又自其表言之，则故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又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周公那样一种深思熟虑、制定的体制那样完备，后面有多少个朝代都在跟着往下走，但他们根本不能想象、也无法明白周公的用心和胸襟。王静安先生在概括了周公制定了一些礼制之后说，周公用来纲纪天下的宗旨是什么呢？是“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王先生还说：“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周公执政，不是靠行政权力或者暴力，而是靠道德。这是我们首先要谈到的，只有理解了道德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我们才能往下谈。

    我们现在读《尚书》，感到非常亲切，因为它里面很注重民意。它里面有一篇非常著名的《酒诰》，商朝人很喜欢饮酒，为长夜之饮，有时喝得连日子都弄不清了，最后亡国了。周公就告诫自己的官员不要酗酒，谁要是酗酒就把他杀了，要汲取历史的教训。他有这样一句话：“无于水鉴，当于民鉴。”意思是说，要把老百姓对执政者的反应当作一面镜子，而不要仅仅把水当作镜子。《尚书》里还说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威）自我民明威。”以前人们讲到周的时候，总是说周朝人爱讲“天命”。其实周人的“天命”是个幌子，他讲的是天，实际上是在说人民。《尚书》里还有那样一句话可以作为我们这么说的证据，叫做“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之所见，是通过人民的眼睛得到的，老百姓看到的，就是上天所看到的；天之所听，需要借由人民的耳朵，老百姓听到的，就是上天所听到的。这是一种何等进步的思想！江青说周公代表的是奴隶制，简直连起码的事实也不顾了，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天下哪有这样的奴隶制？周人的这种思想，把民众看作是社会之本，我们把他叫做“民本主义”。

    史学界多数学者认为，从商到周，是从奴隶制迈向了封建制，当然这是有争议的，比如郭沫若就说到战国时才进入封建社会。文革之前，学术界里多数学者认为西周时开始进入封建社会，殷周之间差异实在太大了。台湾著名学者方东美先生说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话，可以和王静安先生的话相互印证。方先生说，殷周之际是历史上变革最为巨大的时代，殷是一个神权主义的时代，而西周则是进入到了人本主义时代。他说，殷商是神话时代，当时的古希腊也处在神话时代。中国的神话时代比较短，因为中国从西周起就进入了人本主义时代，而古希腊直到我们的战国时期才转入人本主义时代，所以古希腊的神话特别发达，我们的人本主义思想特别早熟，这是东西方不同的地方。我个人非常认同方先生的论断。

    周公的理念及其所规定的一系列制度，奠定了我们两千年文明的基调，为后世所尊奉。在他之后，尽管改朝换代的事情不断发生，但总体而言，只有量变，没有什么质变。中华礼乐文化的底蕴在这时就确立了。孔子非常推崇周公，他说过“我很久没有梦见周公了”这样的话。他认为周公推行的制度最好，他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赞成周公的德政，但是德在内心，外边看不到。他把德理解为一个“仁”字，孟子解释说“仁者爱人”。有德的人必然是最懂得爱人的，懂得珍视人的价值，懂得尊重别人。后来，孔子的学生把孔子仁的理念理论化，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周公所制的礼，主要体现在一些典制上，到了孔子，又加进了一套修身养性的东西和一套教学方法。到了荀子，他把法家的东西吸收了过来，把礼和法结合起来，逐步形成了一个礼学的体系，影响非常之大。礼学体系内容非常庞大，包括理论形态、典章制度，行为规范以及修身养性的东西等等。

二、礼乐文化所体现的人文精神。

    20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出现了文化大讨论，大学里面尤其热烈，我当时正在读研究生。有一次我参加学校研究生会组织的研讨会，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教育系的一位同学提出了“怎样界定人”的问题，就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引起了与会同学的热烈讨论。实际上，在儒家的典籍《礼记》里面，对这个问题早就有过讨论。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什么呢？《礼记》说：“人之所以为人，礼义也。”这个结论，是所有与会的同学都没有提到的。儒家认为，人懂得礼而动物不懂得礼，是两者的根本区别。《礼记》还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人如果不懂礼，就是衣冠禽兽、会说话的禽兽。所以《礼记》又说：“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儒家认为，人是通过礼来“自别于禽兽“的。《礼记》说：“礼也者，理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就是符合道理的行为规范。礼的精神所要体现的，是一种不能移易的道理，只有固守住礼的人，才算得上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文明时代的人。

    在儒家的眼中，礼又是区别文明与野蛮的标准。唐代学者韩愈在他的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原道》中曾经非常深刻地谈到这一点。孔夫子用“六艺”教学生，其中有一部叫《春秋》，原本是鲁国的史书，写得非常简略，有点类似于大事记。猛一看，似乎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那么，为什么孔夫子会把它作为教育学生的教材呢？我们看《史记·太史公自序》就可以知道，司马迁曾经与上大夫壶遂讨论过这个问题。司马迁认为，孔子作《春秋》的本义，是要人们懂得“防微杜渐”的道理，因为乱臣贼子的出现，都是有一个过程的，而《春秋》这本书，正是把事情发生的苗头和演变的轨迹，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后人读了之后，就会从中吸取教训，懂得防范。这是司马迁的理解，而唐朝的韩愈不太同意司马迁的说法，他认为，孔子作《春秋》，是因为春秋是一个战争非常频繁的时代，原因之一，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原地区很早就进入了农业文明时代，而周边的许多民族还处在游牧时代。农业文明的居民凭借比较成熟的耕作技术向大自然所取食物，所以生活比较稳定和富裕。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可以证明，至迟在五千多年前，中原地区的农业文明就已经进步了。游牧民族不然，他们逐水草而生，食物来源不太稳定，迫于生计，所以不时要到中原来抢掠。有些周边民族到了中原之后就不走了，或者住了一段时间以后才走，这样，他们与中原民族的交往就非常密切了。所以说，伴随军事冲突而来的，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交通和转换。有些周边民族与中原民族接触后发现，中原人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发髻上插着笄，还戴着冠冕，说话很文雅，彼此谦让，觉得中原的礼仪很先进，就处处模仿和学习。与此相反，中原的某些诸侯看到周边民族的文化后觉得很新鲜：他们都披头散发，这样不是每天可以省去梳洗的麻烦吗？说话很粗鲁，这不是很豪放吗？于是也处处来模仿和学习。这两种模仿和学习，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它的要害在于，是落后文化向先进文明靠拢，还是相反。韩愈认为，孔子修《春秋》的深意，是要严夷夏之别。夷夏之别的根本是什么呢？就是有没有“礼”。韩愈说，中原的诸侯转而用夷狄之礼，那么，我们就要把你“夷狄之”，就是把你当作夷狄来看待，不再认为你是中原大家庭的一员。当时的人对周边民族有专门的称呼，东方的叫“夷”，南方的叫“蛮”，西方的叫“戎”，北方的叫“狄”。简称“夷狄”，或者“夷”，《二十四史》中的《四夷志》，就是周边民族的专志。好了，如果你原本是夷狄之邦，但转而学习了我们中原的礼法，认同了我们的文化，我们就要“诸侯之”，把你看作是中原大家庭中的一员。韩愈的说法没有种族歧视，唯一的标准是文化，这是非常高明的见解。在他看来，春秋时期中原与周边四夷的冲突，就是先进文化和后进文化的较量，是让历史走向进步，还是走向倒退的大问题。这才是孔子修《春秋》的用心之所在。中原文化代表了当时的先进文化，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人民有非常好的文化修养，这就是礼乐文明。韩愈在《原道》中讲的道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

    最近，有些学校为学生开设开设了礼仪课程，原因是有些学生去求职面试的时候，由于不懂起码的礼仪，给考官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所以被人家刷掉了。为了让学生在求职时顺利过关，所以要教给学生一些对付考官的“招”。为了这样的目的来开礼仪课，貌似有理，但从根本上来说是很有问题的。中国古代的礼仪是以修身作为基础的，《礼记》说，只有“德辉动于内”，“礼发诸外”，只有你内心树立了“德”的地位，并且让它在你内心“辉动”，就是放着光辉，那么合于理的礼就会自然地散发出来。因此，我们的古人总是强调礼要和修身结合起来，如果离开修身，行为即使中规中矩，也不能叫礼，而只能叫“仪”，就是徒具形式的虚礼。这几年，我在清华开一门名为“中国古代礼仪文明”的课，主要是介绍中国古代礼学的沿革、学理、文献、典礼等等。经常有同学问我，怎样树立起新时代的行为规范？我总是回答说：“建议你去读读《礼记》。”《礼记》是礼学的经典之一，主旨是发挥礼的义理，其中的主题之一，就是讲如何修身，这里不妨略微举几个例子、比如《礼记》说“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意思是说，所谓礼，就是通过自我谦卑的方式来尊敬他人，即使是一个肩挑背负，沿街叫卖的商贩，也一定有值得他人尊敬的地方。这段话告诉我们，即使是弱势群体，他们也有人格，它不应该受到贫富和地位这些因素的影响。有同学说，我们为什么要尊敬那些小商小贩？为了回答你的这个问题，我先讲一件真实的事情。有一天早晨，我在学校里面跑步，有两位年长的清洁工穿着桔红色的工作服正在扫街，一男一女，看得出是夫妻。两个人都汗流浃背，看来已经扫了很长的时间。半个多小时后我跑回来，他们又在扫另一条长长的马路。于是我停下来跟他们聊天，问他们怎么要扫这么多的地方，他们回答说：“两个孩子都在念书，家里钱不够用，没有办法，只好多扫一点。”我听了之后，真是肃然起敬！他们虽然生活困难，但是一不偷、二不抢、三不贪，完全靠自己辛勤的劳动来生存，来为社会减轻压力，比起那些贪官污吏，比起那些铤而走险的人，这是多么伟大的人格！实在是高尚得很啊。在座的各位同学，是我们国家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学子，谁不羡慕！但是一定要有平等待人之心，对学校的门卫、扫楼道的工作人员都要尊重。他们尽管文化程度低，但人格与我们是一样的。他们拿着微薄的薪水，做着大家都不愿意做的又脏又累的工作，我们为什么要轻视他们？如何对待弱势群体，是我们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我想，如果大家都记住了《礼记》的这段话，问题就一定可以得到解决。《礼记》又说：“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是说凡事要把握好度，要懂得谦虚自守；“临财勿苟得，临难毋苟免”，是说看到钱财，不要总是想怎么变着法子去占有；遇到危难，不要总是想怎么想办法逃脱。又如“公庭不言妇女”、“公事不私议”、“朝言不及犬马”，是要求政府工作人员要有敬业精神，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要能自律。

    《礼记》的第一篇是《曲礼》，《曲礼》开头就说“毋不敬”，这句话很要紧。东汉经学家郑玄在为“毋不敬”三字作注的时候说：“礼主于敬。”唐朝学者孔颖达在《礼记疏》申述郑玄的话说，古人把礼分成吉、凶、军、宾、嘉五大类，五礼的实质，无一不是通过“礼”的形式来表达“敬”的。夫妇相敬，君臣相敬，士与士相敬，对自己的亲人就不用说了，那怕已经逝去，依然要保持敬意。由这个“敬”字，可以衍生出很多东西，就会有礼让。所以朱熹说“毋不敬”是一部《礼记》的纲领。所以，我们人人心里都应该有一个大写的“敬”字，时时想到要尊重自己，尊重同学，尊重老师，尊重学业。有了这个大写的“敬”字，凡事他就会用这个“敬”字去衡量。我对同学说，为什么有人见到老人能主动让座，而有些人就做不到呢？因为主动让座的人心中有个“敬”字，不肯让座的人心中没有这个“敬”字。问题就是这样的简单。我们现在总是要求学生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总是在行为上作硬性规定，而没有想到怎样让学生在内心把“德”树立起来，所以效果很差。现在学校里尊师的风气非常的淡漠，“文革”的时候，老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对象，学生怎么会尊敬你？不反你就是好的。现在“文革”虽然结束了，可是尊师的风气也没有了。我看过一个报导，贵校的一位副校长到韩国某大学访问，由对方校长陪着参观校容，走到某处，有几个学生正在路上闲聊，看到校长陪着客人过来了，他们马上自动站到路边，向校长和客人恭恭敬敬地鞠躬。贵校这位校长很惊讶，说我在自己的学校可没享受过这种待遇！今天我来北大，在路上遇见我们中文系的老系主任徐葆耕教授。他问我去哪里？我说去北大作一场关于礼乐文化的讲座。他很感慨地说：“我最近老坐公共汽车，我已经六十八九岁了，从来没有人给我让过座。让我感到难过的是，这趟车上大部分是北大、清华的学生。你今天讲的内容太重要了！”我当时听了，深感惭愧，问题出在学生身上，但责任是在老师身上。作为老师，我们没有跟学生讲做人的道理，没有讲“毋不敬”的道理。无论什么事情，你首先应该为对方着想才对。比如你在家里看电视机或者开生日聚会，应该想到，电视机的音量是否太高？大家唱歌的声音是否太大？会不会影响邻居休息？人家还能不能看书？我们做事很少考虑别人的感受，这是休养不足的表现。时间不多了，就说这么一些，点到为止。

三、人文奥运离我们还有多远？
    经过8年的努力，2008奥运会的主办权，终于花落北京。现在举国上下都在谈论北京奥运。在许多人的眼睛里，北京奥运的三大目标里面，“绿色奥运”和“科技奥运”是硬指标，一点也虚假别想往里掺，“人文奥运”就不一样了，这是个软东西，说它有就有，说它大就大，好糊弄。近一二十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在“一手硬、一手软”的状态下生活。用硬的一手抓经济，所以生活越来越好；用软的一手对付精神文明，所以道德水平不断滑坡，社会风气每况愈下，这是大家都亲身感受到了的。

    “人文奥运”这篇文章怎么做呢？我觉得要比绿色奥运、科技奥运难得多。有些人认为，故宫、长城、颐和园，这不都是人文景观吗？到时候让外国的观光客看看这些老古董，既把钱赚够了，又把人文奥运的目标完成了，有什么难的！其实，这些人也不好好想想，人文人文，主要是人，而不是那些古迹。人文是指人的精神面貌，是要不断进步和提升的。我们清华的大礼堂里高悬着一块匾，上面就是“人文日新”四个字。这块匾是解放前就挂着的，与当时的三座学生宿舍的命名，在意思上是贯通的。老清华的三座学生宿舍分别是明斋、新斋、善斋，它们的命名是取自《大学》开头的三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三句话的意思大家都一定很清楚，人不仅要每天光明自己的“明德”，而且要去“新民”，去影响周围的人，让他们的面貌日日新，要努力使“明明德”和“新民”的工作做到“至善”的境界。所以说，人要通过学习使自己的面貌日日新，要使周围人的面貌也日日新，这就是“人文日新”。

    中国是五千年文明古国，人文精神的积淀非常深厚，应该说中国人的精神面貌自有特别的气象。可是，遗憾得很，一百多年来，我们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下生活，以至我们不能用客观的眼光看待我们的五千年文明。这是多么宝贵的文化遗产！可是，许多人却把它当作沉重的历史包袱。每当有外患内乱的时候，大家就要鞭笞我们的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礼，更是难逃厄运。批判来批判去，批了一百多年了，它已经体无完肤。如今我们对于自己的民族传统已经非常隔膜了，尤其是年轻一代，准确地说，已经不止一代了。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意识到“文革”对于人的思想的破坏，所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口号，可惜与经济建设的成绩相比，情况很不理想，不仅传统道德没有得到恢复，反而把外国某些消极的东西学到手了。人与人之间缺乏诚信，甚至没有起码的礼节。前几天，我和几个朋友在一起聊天，有位朋友说：你们想一想，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什么是可以称为礼的东西？大家想了半天，都想不不出来。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我们的文明状态是肯定不能合格的。北京奥运即将来临，如今的状况又这样的糟糕，所以，如何向全世界展示我们中国人的人文精神，如何把北京奥运办成“人文奥运”，就成了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

    前些日子，北京在巴黎街头举办了中国文化年的大型活动，我在电视上看到后很兴奋，于是给一位正在巴黎访问的朋友发了Email，说巴黎人对中国文化如此迷恋，让我觉得特别高兴。不料，这位朋友回信说，近年西欧某些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可是不少，说中国人没有文化、没有教养，为了钱可以不顾一切等等。这位朋友的回信让我感到非常意外，心里凉了半截。可是转念一想，觉得一个国家的形象，是要靠每个公民的言行来展示的，光靠文化代表团去展示的作用当然是有限的。有些欧洲记者喜欢做贬低中国人的文章，可是，“谣言止于智者”，只要我们身上没有了这些毛病，谣言自然就会平息。到2008年，到中国来旅游和考察的外国人会比任何时候都多，亲身感受中国、感觉中国人，那时，每个中国人都是形象大使，一个真正的中国将会近距离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不过，那时候中国的形象如何，还是要有我们自己来选择的，外人谁想扭曲或者美化，都是徒劳的。

    我们是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礼仪文明是我们的强项，只要我们对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存有温情和敬意，而不再象过去那样实行“文化自戕”，就会真正认识到我们传统礼仪的精妙。这就是我今天用了这么多时间来给大家谈中华礼仪的原因。希望全社会都来关注“人文奥运”，脚踏实地走向“人文奥运”。

    谢谢大家！ 

    提问：首先感谢两位精采的演讲。听完以后，感触很深。我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是北大团委下属的文明礼仪学校的秘书长。听了讲演呢，我想我们学校以后的发展可能要换一个言辞：风吹草动。以前的发展更注形象的培训，但是我想，今后更该注意深层化和文明的培养，这对我们大学生是更加重要的。所以，我在这里冒昧而真诚地欢迎两位教授。这次活动的主办方应该把礼仪的培训或者礼仪文化的培养引入到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另外我们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外交学有一门专业叫“外交礼仪”的课程，学习在国际交往中的外交礼仪，例如要注意阿拉伯国家的礼仪是什么样的？美国的礼仪是什么样的？但是，我想什么才是中国的礼仪？我现在不明白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礼仪。我们要尊重对方的礼仪，却不知道哪天别人可以尊重中国的礼仪，这就是我想问两位教授的问题。

    彭答：这位同学问得非常好，它使我想起几个星期以前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跟侯耀华先生等做的一个节目。侯先生一开始说，世界各国的礼仪非常丰富，有的摇头不算点头算，有的点头不算摇头算；有的见了面彼此要用鼻子碰一下，表示亲近。他举了很多这样的例子。随后他说，当然了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不能再用老礼，而应该和国际接轨。我反问他：您说的跟国际接轨，是跟国际上哪种礼仪接轨？是跟点头不算摇头算的礼仪接轨？还是跟见了面互相碰鼻子的礼仪接轨？在我看来，任何一个民族，它的文化最表层、最直观的东西就是礼仪。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礼仪。现在最糟糕的问题，正如这位同学所说，是我们学了许许多多的外国礼仪，却不知道自己国家的礼仪是什么。2008年奥运会，外国朋友来中国之前想“入境问俗”，了解一下中国的礼仪，我们却是“无可奉告”，真是不可思议。我曾经看过一些中国人写的礼仪手册，包括北京某礼仪学校的教材，往往先是在前言部分大讲一通我国是礼仪之邦、礼仪文化源远流长等等，但是，正文部分却都是西方的礼仪，怎么画眉、怎么涂口红，怎么打领带，怎么吃西餐等等。可悲的是，有些手册的书名还冠以“中华礼仪”的字样。我想，这样的礼仪教科书出版得越多、礼仪学校办得越红火，中华的礼仪文化就完蛋得越快。正如刚才张教授所说的，咱们应该一起把五千年文化礼仪中的精华传承下来，中华礼仪文化不可能都是糟粕，总有好的部分，现在我们要把里边合理的部分找回来，结合当今的时代特点，制定出一套中华礼仪。

    问：你好，二位教授！这次讲座的主题是“呼唤礼仪、继承传统文化之魂”，我想问一下，怎么样才能传承文化之魂？怎样才能把礼建立在文化基础之上？怎样提高大家的文化修养？

    彭答：我谈谈我的看法。我多年在大学从事教学。多年以来，我们的教育是应试教育，一个中学的所有的工作，就是为了让学生考上大学。大学阶段是为了学技术，毕业后好找工作、好出国，至于人格怎样，似乎并不重要，这是很糟糕的。即使是西方的大学，也会把培养完善的人作为自己的办学目标。大学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一个人如果离开了德，离开了民族文化，我们可以说他有知识，但不能说他有文化。我们怎样才能对民族文化保持一种温情和敬意？我觉得只有读书。我刚才讲的内容，没有什么高深的东西，放在以前，是文人的常识，像《礼记》这样的书，是大家都读的，里面有许多非常深刻的故事，你如果能读一读，你的文化素养就一定会与日俱增。清华是以理工科学生为主体的学校，但学生非常喜欢传统文化，他们成立了一个“钟铎社”，每周有一个早晨，大家齐集在校内的“荒岛”（就是朱自清先生所写的《荷塘月色》的地方），高声诵读古代经典。他们意识到，只有那点专业知识，不能成为完善的人。要想成为完善的人，途径之一就是多读经典。说到这里，我想起十年前跟韩国朋友一起吃饭时发生的一件事。当时由于我们经济比较落后，很多中国人非常自卑，见到韩国人很羡慕，说你们韩国经济多发达呀，我们如要多少年才能赶上你们呀等等。没想到，这位韩国朋友说了一句让我永远忘不掉的话，他说，其实我们韩国经济起飞只用了二十年的时间，说明发展经济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他每年都要来中国，中国的变化之大，让他惊讶不已，中国经济要不了多长时间就能达到韩国的水平。他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的强弱，不是看经济，而是看有没有经典。不是任何国家都能出现经典的，我们韩国就没有自己的经典，我们读的《论语》、《孟子》、《孙子兵法》、《经楼梦》等等，都是中国经典。经典不是二十年就能创造出来的，可能一千年也创造不出来。这位韩国朋友说得很精彩。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体现在经典里面。为了做一个有完善人格的、高尚的、新时代的人，我希望和大家一起用毕生的努力来学习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