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沿线国家在人文领域开展广泛合作，中外联合考古多点开花、蓬勃开展。迄今，44个联合考古项目涉及24个国家。对古丝绸之路重要遗址的调查发掘，有助于我们深入探究文明发展的脉络，见证东西方文明相遇相知、互学互鉴的动人篇章——
开展丝路联合考古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大道不孤）
红海自古以来便是海上交通要道，也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纽带。红海之滨，阿拉伯半岛的西南角，曾有一处港口——沙特阿拉伯塞林港。历史上，它曾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繁华贸易港，也是红海“三大港”之一。
为了揭开塞林港的历史面纱，2016年，中国和沙特签署《中国—沙特塞林港遗址考古合作协议书》，计划实施为期5年的联合考古发掘。2018年3月以来，来自中国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沙特国家考古中心的10余名考古工作人员组成中沙联合考古队，先后两次在塞林港遗址展开考古调查与发掘。
考古需要不断发掘证据，通过证据进行推理，并最终得出结论。这一过程听起来十分有趣，但实际工作往往异常艰难。此次塞林港考古不仅要在陆地上完成田野发掘，还要潜入水底，发现失落的文明。“这就给队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能考古又要会潜水。因此，除了前期的学术准备，中方所有队员在赴沙特考古前还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水下考古培训，尽可能做到有备而去。”联合考古队的中方领队、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姜波告诉记者。
即便做足了准备，恶劣的考古环境还是给中方队员来了个“下马威”。初到现场，4月的红海东岸已进入酷热的夏季。在骄阳炙烤下，沙漠表面温度可达50摄氏度。身处完全露天且地势略高的遗址挖掘现场，考古队队员们被晒得黝黑，不少队员都出现了中暑反应。为避免高温和暴晒，考古队队员们只能每天5点起床出发去工地。
除了高温，沙尘暴也是本次考古活动面临的一大挑战。沙尘暴袭来时，黄沙遮天蔽日，联合考古队无法在户外开展工作。沙尘暴一过，考古队就立即开展拉网式调查，在遗址地表设置9条纵贯南北的调查线路，进行地毯式搜索；发现重要遗迹后，他们利用无人机从不同高度对遗迹进行航拍和遥感测绘，以便尽快建立三维模型。
在水下考古环节，两国考古队队员通过海底调查、搜索和采样，摸清了塞林港周边海域的水底状况。此处港湾双礁环抱，水流平缓，深度适中，且为泥质海床，便于海船避风、泊驻与航行。在海湾海床，考古队发现了早先河流带入的淤泥沉积，且堆积深厚。这些发现由此解答了当初塞林港的选址缘由——地形适宜、河海交汇、淡水充足。在遗址南侧水域，联合考古队还确认了一处可供泊船的港湾，并找到了古代船只进出港湾的航道。
随着考古进程的不断推进，塞林港的昔日荣光渐渐再现于世。联合考古队在现场发现了成片分布的大型建筑遗址和两处排列有序的大型墓地，以及疑似海滨货场的遗迹，生动展现出古代繁华海港的历史景观。在遗址中，考古队队员还清理出铜砝码、青金石、串珠、玛瑙、象牙制品、钱币等文物，发现了阿拉伯石器、波斯釉陶和来自中国宋元时期的莲瓣纹青白瓷、龙泉窑系的青瓷，以及明清时期漳州窑系的青花瓷等精美文物。一幅展现塞林港作为古代国际贸易港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为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考古实物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传统的碑刻拓片技术在本次考古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方队员制作的碑文拓片，使得因风沙侵蚀而模糊不清的碑文变得清晰可读，令沙方队员惊叹不已。在工作现场，中方考古队队员梁国庆身边总会围着多位沙特考古工作人员，向他学习中国拓片制作技术，瓦利德便是其中一员。“通过这项技术，我们获得了进一步了解遗址年代和贸易背景的重要线索。在梁国庆手把手的教授下，我们逐渐掌握了拓片制作技术，希望把它应用在沙特更多的考古现场。”瓦利德说。
塞林港地区此前尚未开展过系统的田野考古工作，此次联合考古成果“超出双方预期”。沙特国家考古研究中心负责人扎哈尼博士高度认可此次联合考古工作，并希望在疫情后联合考古队能够早日到现场继续开展工作。“我们工作非常顺畅，彼此求同存异、优势互补。队员们也在合作过程中培养出了深厚的兄弟情谊，在闲暇之余，会学习彼此的语言，了解对方国家的文化。”姜波感慨。
此次考古发现与史籍记载相印证，证实了历史上中国与阿拉伯半岛、红海地区有着密切的海上交往。中沙联合考古队沙方负责人麦迪·卡尔尼表示，“我们很重视这一与中国共同开展的考古合作项目，联合考古成果证实了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源远流长的文化和经贸交流历史，也为相关国家深入挖掘和研究本国历史提供了丰富素材”。
尽管目前由于疫情，线下的后续考古工作暂时无法推进，但两国考古队队员间的线上业务交流研讨从未中断。去年11月初，中方队员代表杨睿参与了由沙特文化部主办的首届沙特考古发现论坛线上会议，并在会上介绍了塞林港遗址考古合作的实施情况和主要发现。联合考古队队员们希望通过考古工作反映中阿两大文明互学互鉴的悠久历史，唤醒这段属于全人类的文明记忆。（本报记者 景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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