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勒是一位既不同于瓦格纳，也不同于贝多芬的大音乐家，连续两年成为国内音乐界的焦点。刚落幕的北京国际音乐节即以纪念马勒为主题，演绎了马勒18部完整作品，以及相关的改编作品。

　　马勒交响乐的诞生，马勒被同时代人追捧，马勒的复兴，聆听马勒，膜拜马勒，都属于文化现象，而不仅局限于音乐本身。

　　在20多年前的中国，欣赏马勒的音乐曾是非常时髦的事情，部分“马勒之友”为马勒癫狂得五迷三道，有人将其概括为“马勒崇拜”。

　　如今，在国内一线城市现场聆赏马勒的交响曲已经是非常平常的事情，即便是动辄千人的交响曲，也早在十年前实现了中国首演。我的思考在于，当我们今天一股脑将马勒的重要作品连演数遍，是否有过这样简单的发问，即：我们应该听什么样的马勒?

　　马勒的音乐既有时代性，又有预言性，更具有普世性。

　　就演绎史来说，我们在把“马勒传统”划分为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和奥托·克伦佩勒的“正宗”，约翰·巴比罗利和鲁道夫·肯佩的“传神”，列奥纳德·伯恩斯坦和克劳斯·滕斯泰特的“殉道”，海丁克和贝尔蒂尼的“学术”几种流派时，可能没有料到马勒原始的饱含能量的情感特征在今天再无生存空间。无论是演奏者还是欣赏者，似乎已受不了撕心裂肺、泪水四溅般情感宣泄的折磨。也就是说，我们再见不到像巴比罗利和伯恩斯坦那样真情投入的诚挚与赤子之心，也不指望稍晚一代像昔日的阿巴多、西诺波利和拉特尔一般以承继道统为己任。

　　马勒曾经称自己是“未来的同时代人”，他给我们的启迪正在于贯穿他作品的核心精神——宇宙性和自然性。回首百年，音乐家对马勒音乐的诠释和演绎远未到尽头，更新更好的版本一直不断涌现，这是否可以说明，所谓“马勒的时代”正是我们当下经历的时代，而这个时代何时结束，至少在今天是无法预见的。

　　其实，马勒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新意迭出，无论是现场聆听的维尔瑟—莫斯特和奥科·卡姆，还是在唱片里听到的阿巴多、布莱兹，马勒越来越冷峻，越来越清澈，情绪的聚散不再是焦点，曾经无所不在的死亡的阴影化作身心的从容放松和淡然的面对。

　　与阿巴多和布莱兹的马勒鼎足而立的蒂尔森—托马斯(昵称MTT)被公认达到诠释马勒的新高度。与阿巴多相比，MTT的静默与冥思表现得尤其充分，马勒原有的悲剧性与幻想性被美感的沉醉和赴死的逍遥所笼罩;与布莱兹相比，MTT的马勒是一个取得自由意志的马勒，没有犹疑徘徊，每一个节拍都那么稳定，每一个主题的表现都像焰火射向天空那么艳丽夺目。

　　还有英国“古乐”大师罗杰·诺灵顿，他以现代乐队音响回归了贝多芬、舒曼和门德尔松，重现了勃拉姆斯在世所见证的光荣。现在他把他的实验性运用于马勒。记得马勒特意在第一交响曲第三乐章的乐谱上指示低音弦乐器“不许揉弦”，其独特的音响效果曾经令滕斯泰特在芝加哥音乐厅潸然泪下。而诺灵顿不仅在整部交响曲的演奏中实现了“不揉弦”，还根据历史的考证，增加了大量的滑音——马勒回到了他的年代，马勒实现了喧嚣中的朴素和真挚。马勒的青春岁月在稚嫩而朝气蓬勃的“巨人”“鲜花”意象中御风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