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个超时空机器
研究不同地区的文学,翻译不同时代的文学,给人一种“时间旅行”的感觉。文学对我来说变成了一个超时空机器。
在研究及翻译中国文学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之所以走上翻译家的道路是因为最开始对哲学作品感兴趣。但后来慢慢发现,我更热爱翻译诗歌和研究诗艺。在每一种艺术中,我们能够识别两个元素:艺术家的心和艺术的艺术材料。诗歌的材料是语言。语言是人的构成元素。其他艺术的材料都在人以外,只有诗歌的材料在人以内。我会作一首诗,我不需要发声将它念出来,那首诗还会在我的心里存在。古希腊学者斯特拉波写过:“诗歌是源哲学”。从这个角度看,诗歌是初始艺术,其他艺术算是诗歌的延展。
诗艺的美有两种元素:一种是内容的形象和意义;另一种是用典、修辞和韵律。把前者翻译成外语还算比较容易,但是后者比较难。
从语言类别来说,中文跟印欧语系的语言很不一样。中文是一种孤立语,而印欧语系的语言都是屈折语。中文的词和词素大部分都是单音节的,而印欧语系语言的词和词素一般是多音节的。中文有音调,印欧语系语言没有音调。我们容易忽略欧洲诗意和古典中国诗意中的韵律手段。古希腊、罗马诗歌的韵律靠音节的长短和重音。中世纪和近代欧洲诗歌的韵律靠诗句中音节的数量、重音和尾韵。古典中国诗歌的韵律靠诗句中音节的数量、音调和尾韵。多音节的欧洲语言完全缺乏音调,所以没办法翻译中国诗意中仄平的节奏,也很难转运中文原文音节的数量。
我研究和翻译中国文学主要在于古典文献。有人会问它是否跟当代人的生活相关?在我眼里,古今文学的价值没有分别。哥伦比亚作家达亚维拉写过:“艺术历史是其材料、技巧、主题、社会条件、心理动机、思维问题的历史,而从不是美的历史。价值没有历史。”很多人忽略过去的文学,认为以前的文学已经被现代文学超越了。但是我认为,艺术及其精神的创造并非被超越。难道柏拉图、孟子、苏轼的诗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等都被超越了?上述误解可能来自与技术发展的错误类比,比如,现在的电脑比十年前更快、内存更大。然而,人文属于定性界,科技属于定量界。定量的有进步概念,新的可以超过旧的,但是定性的已经超越了进步、新旧之类的概念。新文化运动中,一些人看到西方科技明显的优势,就错误地认为全中国历史的人文成就都不如西方。混淆定性和定量的事会带来类似的后果。如果区分开来这两个概念,古今人文作品的不同就失去了任何价值差异。达亚维拉说的极是:“对于那些懂得阅读的读者来说,所有文学都可以是当代的。”英国作家C·S·路易斯写过一篇重要的论文《读古书的价值》。他试图跟读者解释每一个时代有自己的盲点和偏见。生活在某个时代的人无法意识到自己时代的盲点和偏见。我们这个时代也不例外。关键是不同的时代有不一样的盲点和偏见。阅读跟我们不同时代的书能够慢慢理解自己的偏见,这样才能最终超越自己的思维局限性,视野变得更开阔。
现代化和连续性一定要保持平衡。这个平衡来自文化。文化是社会中唯一同时能变和不变的,几乎像人脸一样。老朋友多年不见,再次见面还能认出来。虽然脸和整个身体会有变化,但微妙的变化中有些东西一直不变。中国拥有几千年连续发展的文明,虽然不同时代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化表达等方面都有一定区别,不过,文化从未失去自我认同。
人是人的镜子,人面对人,人跟人交流,人跟人对话,通过这样方法人才能真正得到自知之明。文学也一样。一国的文学只有通过跟其他国家的文学交流,才能够更好地认识自己的价值、自己的特点。
(作者:冯海城,系北马其顿翻译家、汉学家,曾获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译有《老子道德经》《诗经》《尚书》《孟子》《苏轼诗词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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