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一帅（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鲁迅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同时还被誉为“中国新兴木刻之父”，他不遗余力地主动搜寻、收集、出版、推广外国版画，包括苏联、德国、比利时、日本等多个国家的版画。他曾写道：“新版画（欧洲版画）在中国尚不大为人所知。”所以他主动成为西方版画传播到中国的“桥梁”。在他收藏和出版的欧洲版画中，属苏联和德国的版画数量最多，而这些版画基本是现实主义版画或极具现实意义的版画。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鲁迅对版画的推崇有着特殊的意义。他认为：“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版画通俗易懂、表现力强、印刷率高，这些都促使版画成为革命家们宣传革命精神的“战斗工具”。但当时中国新兴木刻版画正处于萌芽阶段，学习版画的中国青年几乎接触不到外国版画，自行摸索的道路十分艰难，而20世纪初的欧洲版画已经发展到比较繁荣的阶段。鲁迅努力搜求欧洲版画，是希望欧洲优秀版画作品启迪学习版画的中国青年，同时提高大众的审美水平。

　　鲁迅编选以及生前计划编选的外国版画集一共13册，其中有6册为苏联版画，分别是：《新俄画选》《引玉集》《苏联版画集》《死魂灵一百图》《城与年》《拈花集》。这些版画中的绝大多数都为现实主义作品，版画家多为与鲁迅同时代的苏联中青年版画家，其中有些画家在当时的苏联艺术界已经出名，如法复尔斯基、克拉甫兼珂、毕斯凯来夫、密德罗辛、希仁斯基等等。法复尔斯基是苏联非常著名的版画家、插画家，鲁迅称赞法复尔斯基是版画形式与结构上的巨匠，是“苏联插画家的第一个”。鲁迅收录进《引玉集》中的版画《一九一七年十月》是法复尔斯基“革命的年代”系列创作之一，也是法复尔斯基的代表作之一，画中描绘了俄国十月革命时期列宁的一场演讲场景。

　　除法复尔斯基外，克拉甫兼珂为肖洛霍夫小说《静静的顿河》所作的版画插图，亚历克舍夫为高尔基小说《母亲》、费定小说《城与年》所作的版画插图，毕斯凯来夫为绥拉菲靡维奇小说《铁流》所作的版画插图均被鲁迅收录进他编选的版画集。这些苏联小说都在中国产生很大影响，鲁迅把这些小说和版画看作是“战斗的作品”，是对“多愁善病的才子和千娇百媚的佳人”那种小资产阶级情绪及唯美主义文艺的反抗，这表明了鲁迅对现实主义文艺推崇的态度。除此之外，鲁迅的收藏中还有擅长人物的叶柴司托夫、潘夫立诺夫、索洛维赤克等画家的现实主义作品，多为普希金、契诃夫、高尔基等著名作家画像。19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品主要让“艺术模仿自然”，区别于“艺术模仿艺术”，20世纪以来，现实主义的功能越来越接近“社会现实的反映”。鲁迅十分重视苏联文艺中的社会主义思想，认为苏联画家在反映社会现实方面具有高超的艺术手法，又能巧妙地呈现厚重的苏联小说内容，作品中“表现着真挚的精神”。

　　在鲁迅收藏西欧版画的过程中，有一位德国女版画家的作品被鲁迅反复提及，那就是珂勒惠支。珂勒惠支的版画在创作风格上并不属于现实主义，而属于表现主义，但她的画中往往表现出极其强烈的现实性和反抗精神，把当时德国社会的残酷现实刻画得入木三分。1931年，鲁迅为了纪念革命家柔石牺牲，首次将珂勒惠支的版画《牺牲》登载在刊物《北斗》上，引起很大反响，《牺牲》体现了一位母亲承受着孩子献身战场的悲情。1936年，鲁迅又编印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版画选集中的作品《德国的孩子饿着》《面包》都展现了儿童痛苦饥饿的身影，揭示了德国社会尖刻的矛盾现实，刻画出底层妇女与儿童的无助，充满着对被剥削劳动者的同情，展现出对弱者的人道主义关怀。在鲁迅收藏的欧洲版画中，还有被其称为德国“最革命画家”的梅斐尔德作品，鲁迅推崇梅斐尔德的《士敏土之图》，同时也推崇苏联作家革拉特珂夫的文学作品《士敏土》。被鲁迅称为“战斗的作家”的德国版画家格罗斯和“同情受难之人”的比利时版画家麦绥莱勒都是鲁迅推崇的对象，他们的版画都具有极强的现实性，或充满抗争的精神，或充满对人性的关怀。

　　鲁迅之所以大力推崇现实主义版画，首先是因为版画可以反映现实、易于传播，是中国革命者很好的艺术宣传工具。在这方面，苏联版画独树一帜，苏联版画家擅于表现现实主题，在现实主义创作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1936年鲁迅去世前，苏联版画展在上海举办，展出了200余幅苏联版画作品，鲁迅在重病中关注着画展，同时还筹备编印《苏联版画集》。后来，他在《苏联版画集》的序中写道：“这展览会对于中国给了不少的益处；我以为因此由幻想而入于脚踏实地的写实主义的大约会有许多人。”鲁迅认为，现实主义的苏联版画对中国艺术是有引领意义的，现实主义艺术是脚踏实地的艺术，而非虚无缥缈的艺术，而中国艺术也应该从现实主义出发。鲁迅把苏联版画家称为“黑土的化身”，他赞誉苏联版画家的作品是通过生活磨砺塑造的，所以艺术表现的现实性也必然深刻，他说：“自十月革命以后，开山的大师就忍饥、斗寒，以一个廓大镜和几把刀，不屈不挠地开拓了这一部门的艺术。”这正是教育当时的中国美术青年拿起木刻之刀来反映现实，刻出中国人承受的屈辱，刻出中国人经历的苦难。鲁迅还对苏联版画评价道：“它令人觉得一种震动——这震动，恰如用坚实的步伐，一步一步，踏着坚实的广大的黑土进向建设的路的大队友军的足音。”像“大地足音”一样的现实主义版画，反映出厚重与深沉的“现实”，是来源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艺术。

　　鲁迅特别重视对青年推广欧洲现实主义版画，原因还在于他希望激发中国美术青年对版画的热情。他常常替中国美术青年遗憾，认为学习外国文学可以看外国书，而学习西方版画却看不到外国原作。这也成为他不只收藏外国版画，还编印、出版外国版画的原因，他希望中国青年能够看到西方版画原作。20世纪初的西方美术正处于印象派、立体派、野兽派、未来派等现代主义的潮流中，但鲁迅认为这些作品过于“古怪”，中国人难以理解。所以，他寻找的是欧洲现实主义画家和擅于表现现实性的画家，他反对古怪、出奇且让人匪夷所思的作品，因为他首先考虑的是让中国人易于理解，也希望让中国美术青年实实在在地学习到现实主义版画技法。当时的中国美术青年、后成为著名版画家的陈烟桥写道：“鲁迅先生本人就是将这高兴来分给中国人的最努力者，和‘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必说真话的人们中的代表者。唯其如此，所以他能领导中国的新艺术向前走。艺术，不论什么时候，它都是应该为革命而服务的，而木刻版画，更是为革命而服务的最简便最直接的艺术。”

　　鲁迅推崇欧洲现实主义版画还因为他希望通过版画能够提升大众审美，鲁迅不倡导脱离现实的艺术，因为脱离现实就等于脱离大众，推广大众看得懂的艺术，才能影响大众。鲁迅把“改造国人精神”作为己任，从大众的角度出发来思考推广何种艺术才能让人民接受。现实主义版画艺术贴近人民，容易“共情”，也更能激发青年创作热情，它是反映现实的手段，更是描绘人民生活的方式，这是鲁迅推崇欧洲现实主义版画艺术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他深知，这些艺术对于提升大众审美层次是有意义的，因为对于艺术——“大众是要看的，大众是感激的！”鲁迅对欧洲现实主义版画艺术的推崇意义深远，他不仅开辟了我们民族美术在版画探索方面的道路，促进了中西方文化艺术交流，让民国时期的中国美术青年收获了版画技术、积累了经验，提升了大众的审美层次，更推动了人民对文艺的精神追求。

　　《光明日报》（ 2022年05月19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