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一峰（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副主任）

　　2023年是我国乡土文化发展史上一个值得铭记的年份。过去这些年热度不断升高的“村晚”，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的推动下，今年以“四季村晚”的形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春季热启动”“夏季大联欢”“秋季庆丰收”“冬季暖回顾”的设计，推动“村晚”这种群众性文化活动在常态化、机制化上迈出了新步伐，无论是对百姓文化生活的融入度，还是对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度，都获得了进一步提升。与此同时，“村超”“村BA”继“村晚”而起，火爆异常，并逐渐升级为全国性比赛，为文旅融合的大潮加入了体育元素，进一步盘活了基层文化资源，使当代中国乡土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

    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现场。新华社发

　　适配农村新场景的文化新创造

　　中国是农业大国，有着悠久的农耕文明。中国人最古老的身份是“农民”，中华文化最深厚的根基在乡村。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农民过得怎么样，乡村建设怎么样，关乎国之根本，影响文明兴衰。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状况是乡村振兴乃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衡量指标，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战略意义。如果说，如何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发展之问；那么，乡土文化建设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书写的文化答卷。建设具有延续民族文脉、符合现代需求的新式乡土文化，一直是贯穿中国式现代化从探索到奠基、从推进到拓展的重大课题。

    贵州省榕江县“村超”足球比赛现场。罗京来摄/光明图片

　　文化是时代的产物，深刻反映着社会发展水平。文化建设既以经济社会发展为基础，又为其提供重要支点。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发展不均衡的现状鲜明体现在文化领域。说起农村，人们总会联想到匮乏的文化设施、单调枯燥的文化生活。追溯“村晚”“村超”“村BA”等的历史，会发现它们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在各自的发展道路上有了数十年的积淀。如今，它们之所以获得现象级关注、迎来爆发式成长，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则在于新时代中国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为农村文化建设提供了新场景。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过去农村“早上听鸡叫，白天听鸟叫，晚上听狗叫”的“文娱”方式，“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乏味生活，已变得与时代格格不入，仅靠“文化下乡”的单向输送，既无法真正满足农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也无法有效激发乡土社会蕴藏的巨大文化能量。

　　同时，因为农业生产技术提高而增加的“农闲”也需要健康的文化活动来填充。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要求并推动着乡土文化沿着农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轨道发生内在而自觉的变革。2021年，我国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小康社会的千年梦想终于实现，我国发展站在了更高的历史起点上。乡村振兴接续推进，让农村文化建设的基础更加坚实、舞台更加开阔，为新式乡土文化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曲濑镇夏季“村晚”现场。李军摄/光明图片

　　于是，从“村晚”到“村超”再到“村BA”，各种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文化活动应运而生，成为适配农村新场景的文化新创造。早在1919年，李大钊就说过，“要建设光明的农村，农民就一定要有文化”。100多年后的今天，植根于神州大地的“村字号”文化活动，以农民为主体，以乡村为平台，创意满满，活力四射，既充满乡土文化特有的泥土气息，让人感到亲切而随和，又展现出新时代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精气神，叫人由衷地感动和振奋。新时代的中国农民正以充沛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进行着属于自己又惠泽全体的文化创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答卷上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乡土文化和互联网的双向奔赴

　　纵观“村晚”的异军突起、“村超”“村BA”的破圈传播，有一股重要力量在支撑着这些来自乡野田间的“文化盛宴”。这就是互联网带来的文化传播力、资源集聚力和产业拉动力。

　　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67亿，其中，农村网民规模为3.08亿，占网民整体的28.9%。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61.9%，较2021年12月提升4.3个百分点。城乡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差异较2021年12月缩小2.5个百分点。随着数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农村地区信息沟通及视频娱乐类应用普及率已与城市基本持平。而农村网民群体短视频使用率甚至超过城镇网民0.3个百分点，即时通信使用率与城镇网民差距也仅为2.5个百分点。可见，互联网不但“缩短”了城乡空间距离，而且正以自己的方式逐渐填平城乡文化鸿沟，“城乡一体”的文化发展新格局日渐清晰。

    湖南省宁乡市灰汤镇花果山村举办农耕民俗文化节，孩子们通过开展稻田插秧、捉泥鳅等“农趣”比赛感受农耕文化。新华社发

　　如前所述，“村晚”“村超”“村BA”都是乡土社会长期孕育积淀的产物。比如，“浙派村晚”已举办了43年。1981年的小年夜，丽水月山村的村民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演乡戏、舞花灯，举办了全国第一台乡村春节联欢晚会，拉开了“村晚”的帷幕。再如，20世纪90年代，贵州榕江村民就在自制露天简易足球场上举办过早期“村超”；“村BA”则起源于贵州省黔东南州“六月六”吃新节的传统节日游会活动，也有几十年的历史。而这些民间文化活动及其参与者在更大范围内被“看见”，大都由于和互联网的“邂逅”。正因为搭载了网络这一最时尚的媒介平台，这些最乡土的文化活动才得以突破地域、交通等条件限制，从现实中的“乡村一隅”走向网络里的“社会全域”，在空前广阔的平台上展现魅力，吸引关注，吸引了方方面面的资源，进而促成了当地文化产业的孕育、形成和壮大。

　　这场乡土文化活动和互联网的双向奔赴启示我们：新技术新媒介是当下文化建设必不可少的要素。发挥互联网作为文化传播平台和创造手段的双重作用，让优质内容和优质平台相得益彰，是当代文化发展的规律性诉求。推动“村字号”文化活动继续广泛深入开展，必须在继续保持“乡土味儿”的同时认真打好“网络牌”。

　　科学把握“村字号”的溢出效应

　　文化自觉在本质上是对人的主动性创造性的调动。乡土文化自觉一旦被唤醒，就会生发出无穷的力量，指引和推动人们去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村字号”文化活动既有歌舞演出、体育赛事等具体内容，又从整体上推动了当地文化建设。比如，贵州榕江县每一次“村超”现场，都有非遗文化的加入，侗族大歌的悠扬歌声，苗家姑娘的舞蹈，在这里尽情展现，各种民族特色技艺让观众大呼过瘾。台江县“村BA”篮球场不远处，可以看到村民的银饰刺绣摊位。而吸引网友守候在手机屏幕前的，除了精彩的赛事，还有同样精彩的“啦啦队”带来的民族风情。乡村文化活动还推动了经济繁荣。数据显示，今年三天两夜的“村BA”总决赛期间，台江县共接待游客18.19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5516万元。“村超”“村BA”所在地的不少村民还把家里改成了民宿。贵州榕江县“村超”不但拉动了当地旅游，而且带火了当地农特产品和非遗产品线上线下的销售。

    浙江省建德市大慈岩镇新叶古村举办乡村文化节。图为当地农村群众进行“严州虾灯”展演。新华社发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又要铸魂。文化承担着培根铸魂的职责，也肩负着为经济社会发展汇聚精神动力的任务。“村字号”文化活动在人民群众中的美誉度，及其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溢出效应”充分说明，文化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因素，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社会发展的伟力蕴藏在群众之中。当基层群众的文化热情和创造力被释放，就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而“村字号”文化活动最大的特点是对村民主体性的尊重，正是鼓励村民勇于站到舞台中央、大胆奔跑在赛场上，才打开了这些活动成功的大门。

　　在“村晚”“村超”“村BA”的带动示范下，“村字号”的队伍正在不断壮大。据报道，“村排”“村垒”也在贵州省黔东南州的小村庄里陆续登场。面对热火朝天的“土味儿”文化活动，在赞赏和鼓励的同时，我们还应多一些冷静思考。比如，如何保持乡村文化活动的持续性和新鲜感，维护粉丝“自来水”的流量和纯度，避免掉入注意力经济“昙花一现”的陷阱。又如，如何进一步发挥文化的支点作用，加强活动策划和内容供给，在更大范围深度盘活乡村历史文化资源，构筑产业模式，更有力地撬动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让“大流量”和“正能量”互相支撑、“富脑袋”和“富口袋”齐头并进。再如，如何深化对新时代乡村振兴和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科学总结和有效推广“村字号”文化活动的经验，加强顶层设计和深度宣传，促进各地乡村文化活动差异化、特色化发展，防止过度营销、简单移植、跟风照搬。解决好这些问题，方能为乡土文化建设提供更持久的动力。

　　当我们为村里的“歌星”“笑星”“球星”鼓掌欢呼时，一股热望在心中油然而生：这是一个文化自觉的时代，这是一片文化自信的土地，这里生活着充满文化创造力的人民，扎根于脚下的这片土地，就一定能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光明日报》（2023年07月12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