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与动态】

　　作者：刘 铭

　　自1994年创立以来，每年夏季在英国利兹大学举办的国际中古史大会已历经将近三十载。今年的大会也于7月3日至6日顺利召开。围绕本次的主题“网络与纠缠”，来自全世界60多个国家的2300多位学者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展开学术交流。此次大会展现了国际学界对中古世界的人、物、时间、空间等相互联系与依赖的最新理解，显示了西方学者对传统历史研究领域的深入挖掘以及对新兴研究课题的关注。

　　此次大会以“网络与纠缠”为主题，实际上关注的是中古世界内普遍存在的“联系”。通过运用社会科学的“网络”概念，强调个人、群体、地点、物品之间的交流与相互作用，以及人与宏观、微观世界的互动。同样，所谓的“纠缠”也是以物理学中粒子之间相互分离，但又处于不断交互的状态，来类比中古世界内不同对象间模糊微妙的相互依赖与影响。由此，从跨学科的视角与手段出发，中古史学界试图摆脱对于研究对象的孤立分析，转而从联系与互动的角度去揭示中古世界的复杂性，最终呈现的结果便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中古世界。不管在宏观还是微观的视角下，此种联系都被赋予了重要意义，这也是近年来“全球中世纪”概念不断发展与实践带来的正向结果。

　　今年的国际中古史大会主旨演讲、分论坛、圆桌讨论会等共有714场，参会的论文更是高达2000多篇，囊括了中古史研究的各个方面。历史研究的经典领域如政治军事史、经济史、社会史、法律史等依然保持着较高的热度。其中，社会史研究方向的文章数量最多，至少有346篇。同时，20世纪以来逐渐兴起的许多史学研究方向在本次论坛上也有大量的文章进行讨论，包括心态史、日常生活史、物质史、图像史、性别研究等。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年来教会史研究的复兴，宗教生活、修道主义、圣徒传记等研究领域在此次大会依旧保持较高的关注度。这种活力也表现在传统宗教史与新兴研究视角的结合，比如一些文章将女性研究或流动性研究与宗教研究相结合，为传统的宗教史提供新的注脚。当然，此次会议的大部分研究涉及的领域并不单一，呈现出新老领域间的持续互动，以及各个议题间的相互印证，本质上体现的也是中古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联系。

　　整体来看，语言与文献分析依然是中古史学者展开各自研究的必要基础与手段。涉及各种中古语言的文本研究总数在600篇以上，充分显示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必要性。同时，文献学与古文书学也是许多学者讨论的重点。这不断提醒着现代史家只关注文本、不关注文本载体的风险，毕竟对于中古时期流传的抄本与文献来说，其本身的制作便蕴含着大量信息，是解读具体文本时必须参考的“语境”。此外，由于大量中古文献依然没有现代英语翻译，且对于具体研究而言，翻译的过程本身便是极具风险之事，档案学家与古文书学家的工作更显得可贵且必要。

　　与传统式的文本研究相对，此次大会也显示了数字史学在中古史研究领域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其实从大会首要主题“网络”一词的选定，我们就不难看出主办方对数字人文在历史学研究领域应用与实践的期待。与大会主题相契合，较为常见的数字史学研究便是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来探讨相关问题，清晰地展示了中古世界个人或团体之间存在的复杂联系及其带来的影响。不过，不少论文也显示出相关研究还停留在建设数据库的阶段，成熟的研究有待未来。并且，正如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王涛教授曾经指出的，数字史学若以“数据驱动”则会偏离史学研究强调“论证驱动”的学术路径，以“出数据”代替“出思想”，导致学术性的欠缺。此次会议，笔者也亲眼见证了一位学者在展示了自己对某文本的数据处理后，无法回答听众关于他论证了哪些新观点的问题。

　　此外，本次大会还组织了图书展览与工作坊等活动。如果说分论坛与圆桌会议显示了知识的生产，那么这次的图书展览活动展示的便是现代社会中中古史知识的流通。会议期间，位于利兹大学帕金森楼大厅内的书展囊括了欧美出版界大部分重要的中古史图书出版社。与会学者能够看到最新出版的各系列中古史书籍，有偏学术性的，也有偏通俗性的。工作坊活动也较为丰富。笔者参与了由战斗考古学会组织的中世纪维京武器工作坊，近距离接触了由实验考古学家1：1复原的各类武器装备。当看着贝叶挂毯中描绘的武器盔甲变成实物，并且感受到其沉甸甸的分量时，给人一种回到历史现场的感觉。

　　尽管此次大会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但依然是以欧美学界与西方中世纪史研究为主。撇开中世纪的欧洲，数量最多的便是拜占庭研究，共有156篇文章，紧接着便是伊斯兰与阿拉伯研究，共101篇。中古世界其他地区显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涉及中古中国的研究仅有8个分论坛，其中5个都是西方学界流行的拜占庭与中国的比较研究。从这个角度看，本次大会显然没有满足其想要揭示中古世界普遍存在的“联系”的初衷。

　　令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学者参与进了利兹国际中古史大会的学术讨论之中，向各国学者展示自己的最新成果。他们的视野不限于中古之中国，对整个中古世界的研究均有批判性思考。随着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作为新一代的学者，我们更应有大格局、大胸怀，去批判性地继承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文化遗产。同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中国历史学者走上国际学术舞台，在国际学界的对话之中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

　　《光明日报》（2023年07月24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