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是一种关注人生真谛和人类命运的理性态度；它包括对人格、个性和主体精神的高扬，对自由、平等和做人尊严的渴望，对理想、信仰和自我实现的执著，对生命、死亡和生存意义的探索，等等。有人将这种对人生真谛和人类命运的关注，称为对人的“终极关怀”。

        人文精神是衡量一个人文化素质最重要的标尺——一个文化素质低下的人，根本就不可能具备人文精神；即便是一个具有高等学历、高级职称的人，也不一定就能具备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事情，也不仅仅是极少数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的事情；对于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也同样需要汲取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科学家没有理由拒绝人文学者的帮助，就像人文学者无法拒绝现代科技为生活带来的种种好处一样。科学家应该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的社会人，他们的身上应该是充满了爱心，他们的思想应该闪烁着理性的光辉，他们的行为应该遵循法律的规范，他们的良心应该不受道德的谴责。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着一种以人为核心的人文精神萌芽。中国虽然也有宗教，也有神学，但宗教和神学事实上都没有像在许多国家一样，曾经取得过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中国古代士人乃至近代知识分子洁身自好的高风亮节、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视死如归的节操，都是这种人文精神的体现和传承。然而，在封建专制的压迫之下，这种本来就很脆弱的萌芽却遭到扭曲和摧残，使得人的思想难以自由，地位难以平等，行为难以独立，人文精神也因此而难以得到弘扬。

        我们正在建立的市场经济，不仅使得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的萌芽可以获得空前的舒展，而且其本身就代表、内生和塑造着新的人文精神，诸如人格独立、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思想解放、公平竞争、博爱宽容，等等。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不仅不会遏制人文精神，还会弘扬人文精神。遗憾的是，由于我们的国民文化素质普遍低下，刚一品尝到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富裕和宽松，就转而崇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进而出卖原则，抛弃尊严，蔑视理想，亵渎神圣，使得本来就不坚挺的人文精神萌芽再度遭到扭曲和摧残；甚至连一些专门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对自己周围的人也漠不关心，更谈不上去关注人生真谛和人类命运。因此，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们既面临着人文精神的继承问题，又面临着人文精神的重建问题。

        与大众相比，知识分子无疑更应该具备人文精神。台湾学者殷海光曾指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眼睛，现在这双眼睛快要瞎了，我们应该让它明亮起来，照着大家前进。”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一批有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想靠近权势与财富，以独立而清醒的声音提醒大众；他们是人类的大脑、社会的先驱，应该为国家、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命运殚思竭虑，应该具有悲天悯人的崇高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应该为传播、捍卫某种社会理想而去献身。正如鲁迅在《关于知识阶级》一文中所说的：“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文精神就是对人类缺陷的反思和忧患；因此，人文精神是一种自省的意识，是一种批判的意识，也是一种超越的意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充满缺陷的世界；我们所拥有的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充满缺陷的人生。正是生活中的缺陷，才构成了理想中圆满的希望，才产生了人生旅途中追求的兴味。面对种种的缺陷，我们不应去怨天尤人，无所作为，而应去着力弥补它；这个弥补的过程，就是发扬人文精神的过程，也是感受人生趣味和实现人生价值的过程。

        人文精神的培植，有赖于人文科学的濡养。

        人文科学包括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心理学、宗教等方面的学科。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精神世界，研究内容是根源于人的精神需要的价值观。如果说自然科学要回答的问题是“是什么”，那么，人文科学要回答的问题则是“应当是什么”。人文科学引导人们去思考人生的目的、意义和价值，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生的圆满。人文科学没有直接的功利性，它的功能是教化；它作用于人的感情状态，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的价值观，影响人的情趣和气质，并激发人的创造潜能。

        大学教育是接受人文知识的重要场所。然而长期以来，在社会上普遍流行着一种观念，认为大学教育就是职业教育，上大学就是要学一门专业，以便将来就业；甚至对文科也作这样的理解，更不用说理工科了。其实，按照西方传统的观念，大学教育并不是职业教育。在培根之前，大学教育的主要内容侧重于人文科学；在他之后，自然科学才进入了学府殿堂。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这一进步不应以牺牲人文知识为代价。事实上是，到了近代，人文教育即被职业教育所取代。在大学教育中，只看重知识的灌输和技能的训练，而忽视了心灵的教化和人格的培养。人的创造性、想象力被压抑，同情心、道德感、审美感得不到启迪。学生被当作是要加工的毛坯，经过职业培训，成为大工业生产中的一个零件。

        二战以后，国外理工科大学开始加强人文科学教育的改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自然科学最终只能提供知识，而不能提供智慧，理工学院必须有人文科学的协助。美国哈佛大学要求任何专业的学生都要从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社会分析、道德伦理及外国文学这五大门类课程中，选修八种课程才能毕业。日本筑波等一些理工院校，人文科学课程已占到基础课学分的三分之一左右。德国理工科大学中的人文科学课，占课程总量的四分之一。我国的许多有识之士有感于此，也早已发出过呼吁；例如，钱端升1925年就在《清华学校》一文中指出：“大学目标当以人文教育为主；文科学生应有相当科学知识，理科学生亦应有相当文献知识，文质彬彬，可以挽世风而敦实学。”

        我国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移植原苏联的高等教育体制进行院系调整，大幅度削弱文科；高等教育被纳入高度专门化、技术化的轨道，独重自然科学教育，尤其是工程技术教育。在此同时，教育价值观也发生了明显的倾斜；重理轻文的观念由学校渗入社会，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价值观念，以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成为一句流行的名言。这种文理分科、缺乏人文内涵的教育使得受教育者知识结构狭窄片面，只有技术而没有文化，缺乏社会理想和人文关怀，对本专业以外更为重要的社会、伦理、环境生态、文化教育等问题缺乏应有的重视，成为“一根筋”、“半边人”和“工具人”；而且，所接受的自然科学教育也仅仅局限于知识教育，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伦理的教育相当薄弱。目前在人口、资源、教育、环境生态和道德风尚等方面暴露出的许多社会问题，都可以追溯到这种高度专门化、缺乏人文内涵的畸形的高等教育。

        近年来，我国已注意到并开始对理工科专业的大学生进行人文教育，然而还远远不够，并存在着缺陷。学校和社会的人文教育固然重要，但从根本上说，人文知识还得靠个人自觉地学习去获得；因此，获取人文知识应作为终身教育的重要内容。培植人文精神仅靠学习人文知识还不够，必须将人文知识内化为自己的精神；知识毕竟是外在的东西，只有让知识进入人的认识本体，渗透到人的生活和行为，才能升华为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