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节操，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孔子提倡“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就是说，志士仁人，为了捍卫真理，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在真理与生命之间进行比较，真理更重要。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宋代罗大江的“富贵何足求，节操为可尚”，以及流传颇广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和“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都是这种精神的传承。

        注重节操，也是历代仁人志士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打开历史，这种讲气节、重操守的事例不胜枚举——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三位太史是有节操的人。齐国大夫崔杼杀了国君齐庄公，负责记载史实、编写史书的太史记载道：“崔杼弑其君”；于是，崔杼把太史就杀了。按照当时的规定，由太史的弟弟继任新太史。新太史上任后，又如实记载了这一史实；崔杼便把新太史也杀了。面对两位兄长接连被杀，其弟继任太史职位后仍临危不惧，再次秉笔直书；崔杼也许是出于无奈，就没有再杀下去。

        近代的谭嗣同是有节操的人。谭嗣同参与变法维新，失败后，面临被捕的危险；当其他同志相继离京，友人苦劝其东渡日本时，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被捕后，谭嗣同在狱中墙壁上题写道：“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临刑前，谭嗣同神色依然，高吟：“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当代的马寅初是有节操的人。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倡议控制人口增长，以求与经济协调发展，遭到了有组织的批判。面对批判，他仍然坚持己见，公开发表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

        在上述事例中，三位太史追求历史的真实，其中两位被杀；谭嗣同追求国家的昌盛，也被杀；马寅初追求学术的尊严，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他们都为自己的理想追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其实，这种坚持节操、惨遭迫害的事例岂止发生在我们中国，在人类探索真理的进程中，还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在400年前——1600年2月19日，意大利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布鲁诺在罗马花卉广场被宗教法庭用火刑处死。布鲁诺原本是个虔诚的基督教教士，他虽然需要信仰，但他更需要对信仰的理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布鲁诺博览群书，开始了自己的研究探索和独立思考。他不仅发现哥白尼提出的“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围绕着太阳运转”的“日心说”比传统的“地心说”更有理性，而且还进一步认为太阳也不是宇宙的中心，并否定了上帝的存在。在获悉教廷方面对自己罗织罪名，准备进行迫害时，布鲁诺被迫开始了流亡生涯，并继续完善和宣扬自己的“异端”学说；此后，无论是在长达15年的流亡生涯中，还是在被捕后长达8年的审讯折磨中，从未放弃过自己的信念。执行火刑前，当行刑者出示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像时，布鲁诺将脸转过去，表示了最大的轻蔑。

        时光流逝，三位太史、谭嗣同和马寅初所处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布鲁诺所处的时代也已一去不复返了。然而，为了历史的真实，为了国家的昌盛，为了学术的尊严，甚至是为了科学地解释自然现象，一些坚持节操的者还会前仆后继地做出牺牲；这种牺牲，也许是名誉，也许是地位，也许是自由，也许是财富，也许就是生命……

        一个有节操的人，往往都要为自己的理想付出沉重的代价，如同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一样。这实在是一个无法避免的缺陷——谁让我们生而为人，而不生而为动物呢？我们既然生而为人，就必须为尊严、理想此类精神的追求付出代价。我们为自己的理想付出代价的过程，也是体味人生乐趣的过程，而这，却是任何别的动物所无法享受到的。

        一个人有理想并不难，难的是在理想与现实不相容时，能否坚持，也就是有没有节操；如果没有节操，理想往往就难以实现。现实生活中有许多树立了崇高理想的人，都是经受不住现实中的残酷与诱惑，终于退缩了。我们如果想做一个真正的人，就应该在追求理想的同时坚持节操，切不可学得乖巧油滑、看风使舵，不肯为任何精神的东西做出牺牲。

        教育家陶行知曾写过这样一首“打油诗”：“傻瓜傻瓜，能救中华；唯有傻瓜，能救中华”——我们实在是太需要这种“能救中华”的“傻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