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提高国民素质方面已做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努力，包括：进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倡导思想解放；实施人才战略，改进和完善人才工作；发展教育事业，实施“素质教育”；发展卫生事业，保障生育质量；等等。为了尽快提高国民素质，除了继续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还应积极探索提高国民素质的新途径。

        1）体制改革应着眼于提高国民素质。

        体制，包括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社会体制，既是社会制度的实现方式，也是社会组织运行的内在机制。人，既是体制的创造者和实现者，又受体制的约束，是体制的产物。也就是说，体制不仅是社会现代化的保证，也是人的现代化的保证。

        生理学和心理学研究表明，人都具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如果没有足够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积极的一面就会受到抑制，不能充分发挥；同时，消极的一面就会滋长起来，甚至会做出违背道德和法律的事。邓小平在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曾语重心长地指出：“制度是决定因素”；“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与人的素质的互动作用最为明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得国民的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等方面的素质普遍提高。然而也不可否认，目前经济体制还存在着一些不完善之处；这种不完善不仅扼杀和限制着国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还滋生和加剧着腐败和官僚主义作风。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使得国民的民主意识和参政议政能力等方面的素质普遍提高。如同经济体制的不完善会影响国民相关素质的提高一样，政治体制的不完善之处也同样扼杀和限制着国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滋生和加剧着腐败和官僚主义作风。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体制也是这样。

        我们在进行体制改革时，不仅要关注相关的社会因素，而且还要关注相关的人的因素，坚持体制改革与提高人的素质的统一；既不要把改革仅仅看作是调整生产关系，而忽视了人的素质在改革中的作用，也不要孤立地强调人的素质的提高，而忽视了体制对人的素质的作用。对体制的设计应着眼于如何有效提高人的素质，充分发挥人在体制改革中的作用；既要使所建立的体制有利于人的素质的提高，又要使人能够理解、支持并参与新的体制的建设；如果离开人来设计体制，不仅背离了现代化的最终目的，而且设计出的体制也难以实现。

        2）将变革观念作为国民教育的重点。

        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已向世人昭示：观念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标志。人的现代化，主要是观念的现代化，即价值尺度、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感情方式等文化心理方面的现代化。西方学者在研究人的现代化的同时，提出了各种版本的“现代人基本特征”；无论是哪一种版本，都主要着眼于人的观念－－它不仅直接支配着人的主要行为，还间接影响着人的其它行为。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与文化源远流长，未曾发生过中断，具备了一个典型传统社会的品格；中国又有着两千年封建制度的历史，推翻封建制度不到一个世纪，对于封建主义的流毒又一直未能认真肃清；中国，在近半个世纪里还经历了极左思潮的浸染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扭曲。来自于上述传统文化、封建主义、极左思潮和计划经济这四个方面的负面影响，铸成了国民头脑中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陈旧、错误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之所以举步维艰，就是因为国民素质低下；而国民素质低下的主要表现，就是观念陈旧、落后。正如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所指出的：“传统人所拥有的品质使他们容忍或安于不良的现状，终身固守在现时所处的地位和境况中而不求变革。那些陈腐过时的、常常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制度就暗暗地靠着这些传统的人格性质，长久顽固地延续下去，死死抓住人们。要冲破这个牢固的束缚，就必须要求人们在精神上变得现代化起来，形成现代的态度、价值观、思想和行为方式，并把这些熔铸在他们的基本人格之中。”

盘踞在我们国民头脑里陈旧、错误的观念，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犹如沉重的枷锁束缚住国民的手脚，扼杀着国民的聪明才智，严重阻碍着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的进程。人们不仅以这种陈旧、错误的观念自我评价，自我约束，还以这种陈旧、错误的观念评价他人，约束他人。改革开放以来，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和出现的许多失误，无不与来自于这种观念的阻力有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

        变革国民观念的主要途径是对国民实施教育。邓小平在总结改革开放前10年的教训时曾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所说的教育，就是国民教育，即以全体公民为对象的教育，既包括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也包括了以宣传、文化为主的社会教育。面向不同对象的各种国民教育，都应将变革观念作为重点，尤其是对国民进行社会教育的宣传、文化工作，更应该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这项艰巨的任务。

        3）促进企业家率先实现现代化。

        国民现代化，并非是指所有国民都必须实现现代化。即使在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社会里，也不乏非现代化的人群；同样，在发展中国家的非现代化社会里，也不乏现代化的人群。问题在于现代化人群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以及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只有处于关键岗位上的社会成员率先实现现代化，才能在带动其他社会成员实现现代化的同时，推动社会的现代化，从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曾提出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我们也应该提出“让一部分人的素质先高起来”，并将其作为实施人才战略，开发人才资源中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这部分人无疑是处于关键岗位上的社会成员，例如各级政府管理人员、教育工作者。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企业家。

        现代企业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关系。作为现代企业的主要经营管理者，企业家的素质不仅影响着企业经营业绩与国民经济，而且还影响着其它方面的社会发展；对于我国的企业家来说，尤其是这样。中国企业家除了担负经营企业、发展经济的重任，还应担负一项神圣的历史使命，这就是通过参与社会事务和造就管理人才，以及影响带动其他社会成员素质的提高，直接和间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都听由上级部门的指令性计划，企业自身无需进行经济核算，经营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也难以发挥，因此，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家是不存在的。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首先为提高企业家素质提供了较之其他群体更为优越的条件。市场经济不仅能培植企业家的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而且还能培植企业家的民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我国企业家不仅应率先实现现代化，而且也有可能率先实现现代化。

        随着现代企业的制度的逐步建立，国有企业中一批企业家正在成长；随着非国有企业的迅速发展，一大批企业家也正在崛起。这些企业家的整体素质要高于其他群体，他们在创造着社会物质财富的同时，正影响带动着其他社会成员素质的提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分人将会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事务，越来越多地进入政府管理者的队伍。

        4）遏制生育中的“反优生”。

        20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的人口政策，并将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在实施过程中，对“少生”，即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起到了显著的作用；而对“优生”，这里是指通过生育选择提高人的素质，从总体上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甚至造成了“反优生”，即低素质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的劣胜优汰现象。

        我国在过去30年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一胎化”政策，只是在较为发达的城市和素质较高的人群中得到了较好的执行；而在农村，越是贫穷落后的地区，越是素质较低的人群，这一政策越是得不到执行，偷生、超生已是普遍现象，同时，还存在着“小通婚圈”现象。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生活在贫穷落后地区的低素质人口占大多数，这部分人口却以几何级数快速递增；生活在发达城市的高素质人口本来只占少数，而这部分人口却以几何级数快速递减。从总体发展趋势上看，鲁迅先生小说《风波》中九斤老太所说的“一代不如一代”将会成为现实，并最终导致种族的退化。这并非是危言耸听，而是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切事实，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否则，就会像破坏生态环境一样，成为历史的罪人。

        要从根本上遏制生育中的“反优生”，还有赖于提高贫穷落后地区低素质人群的素质，但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如果不能有效遏制生育中的“反优生”，这部分人群的素质也难以提高。应采取有效措施，尽快遏制生育中的“反优生”，包括：针对贫穷落后地区素质较低的人群制订行之有效的“一胎化”政策，将来适当时候放宽在较为发达的城市和素质较高的人群中“一胎化”限制，在城市化进程中促进人口的流动和迁移，等等。

        提高国民素质是一项长期、艰巨的战略任务，只有全社会都确立了“国民素质是第一国力”的观念，才会创造有利于国民素质提高的环境，才会内化为每个人的自觉行动；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达到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