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力可分为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社会发展三种形态。国民素质不仅在人力资源中起着主要作用，而且较之自然资源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并决定着社会发展。我国的国民素质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已经成为进一步发展的严重制约。为达到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应积极探索提高国民素质的新途径，包括：体制改革应着眼于提高国民素质，将变革观念作为国民教育的重点，促进企业家率先实现现代化，遏制生育中的“反优生”。

        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１９８５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讲话中首次强调了国民素质对国力的作用：“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时过8年，１９９３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作为党和国家的文件，也首次强调了这一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近年来，提高国民素质作为一项大政方针，在党和国家的纲领性文件与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中频频出现。

        国力，是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教育等方面所具备的实力。由于一般都将国力仅仅理解为经济实力，为了有助于全面准确地理解其涵义，习惯在“国力”前面冠以“综合”二字，称之为“综合国力”。 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状态，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

        国力可分为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发展（包括经济）三种形态。与自然资源的“物”相比，人力资源的“人”作用更为重要。在农业经济中，土地和人力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工业经济中，资本和机器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时代，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逐步上升为社会的主导产业，知识的多少、新旧和优劣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由于人是知识的载体，是知识的创造者、掌握者和使用者，所以说，人力资源较自然资源更为重要。江泽民主席在2000年斯里巴加湾APEC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江泽民主席的这一科学论断，与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具有同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人力资源包括人口的数量与质量；对一个国家来说，就是国民的数量与质量。人口的数量具有两重性：过多的人口和过高的生育率会给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造成压力；但过少的人口和过低的生育率，同样也会导致人力资源短缺的弊端。国民数量与国民质量相比，国民质量，即国民素质，在人力资源中无疑起着主要的作用；而且，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这种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长期以来，在人口问题上有一种偏见，认为人口问题制约我国的发展主要是因为数量多。其实并非如此。从人口密度上说，根据最新的资料，1998年我国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133人，而德国是236人，英国是245人，日本是336人，韩国是470人。其它这些国家并不认为人多是其主要的人口问题，有的还苦于生育率低和劳动力短缺；他们的一些人口学家甚至还认为，适度的人口增长对于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由此看来，我国的人口问题并不仅仅是人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素质问题。由于低素质人口的众多对我国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压力，所以，要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大控制人口增长的力度，另一方面则需要大力提高国民素质。

        社会发展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源中的国民素质。在当前的现代化大潮中，社会发展与国民素质的关系，就是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关系。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是同一现代化进程中的两个侧面，二者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我们既不能要求先有现代人，再去创造现代社会，也不能要求先有现代社会，再去造就现代人。人的现代化势必会引发社会的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也势必会推动人的现代化，而且其最终目的也是人的现代化，即人的全面发展。然而，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并不是齐头并进的，人是实现现代化的主体，在现代化进程中起着先导作用；从整体上说，人的现代化应比社会现代化超前一步。当代现代化研究权威、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于1962年到1964年在6个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比较性社会调查，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他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综上所述，在国力的三种形态中，人力资源较之自然资源更为重要；而在人力资源中，国民素质又起着主要的作用；国民素质不仅决定着人力资源的水平，而且还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水平。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民素质是国力中最重要的因素，以“第一国力”相称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