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包括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社会体制，既是社会制度的实现方式，也是社会组织运行的内在机制。人，既是体制的创造者和实现者，又受体制的约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体制的产物。也就是说，体制不仅是社会现代化的保证，也是人的现代化的保证。生理学和心理学研究表明，人都具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如果没有足够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积极的一面就会受到抑制，不能充分发挥；同时，消极的一面就会滋长起来，甚至会做出违背道德和法律的事。

        从大的方面来分，体制包括了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教育体制、文化体制等。这几个方面体制所存在的弊病，不同程度地制约着国民素质的提高和国民现代化的进程。这里，我想首先重点讲一下政治体制。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较前大大改善，使得国民的民主意识和参政议政能力大大加强。尽管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正在加快步伐，但仍滞后于国民现代化的进程；而且，政治体制改革也存在着一些不完善之处。这种滞后和不完善，扼杀和限制着国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滋生和加剧着腐败和官僚主义作风。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分析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些主要弊端时，认为其根子无一不在体制方面；例如，事实上存在的家长制和领导职务终身制，就造成了一些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和特权思想，从而导致我们工作的失误。他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后，曾语重心长地指出：“制度是决定因素”；“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邓小平这里所说的制度，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体制。

        政治体制表现为多个方面，但主要标志乃是民主。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的国民素质低下，不会使用民主，所以，民主不适合目前的国情，必须依赖于一个强有力的权威，即领导者的个人权威来实现现代化。其实，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它既没有看到蕴藏在我们国民中间的民主需求，也忽视了以往体制对国民的滞后作用。

        诚然，我国的国民素质低下，尤其是受传统文化和封建主义的影响，民主意识比较淡薄。但正因为如此，才迫切需要对国民进行民主启蒙，并用逐步建立的民主体制对他们进行训练，以适应现代化的需求；而不能饥不择食，饮盗泉之水，用专制的兽乳去喂养民主的幼婴。人的现代化不仅是社会现代化的关键，同时还是社会现代化的最终目的；如果我们不是着眼于人，那么，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是等待老百姓学会使用民主之后，才开始实现民主的。1996年，我到意大利考察时，曾参观了著名的庞贝古城；庞贝是两千年前的一座古城，在一次火山爆发中被火山灰掩埋了，直到近一个世纪才被陆续发掘出来。在古城的墙壁上，至今还清楚地保留着“请选举某某人”字样的竞选标语。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思想家福泽谕吉，曾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民主是一种操作制度，关键是运用，不要担心人民不会使用民主，也许第一次选举出一个不太合民意的人物，只要选举这个民主程序能够坚持下去，人民就可以再选出一个稍好一些的，第三次就会更好一些，人民会在实践的过程中，成熟地运用民主——这句话虽然时过百年，但仍有其现实意义。打一个比方，民主制度就像一个高级玩具，如果认为小孩子缺乏知识会弄坏它，老是不肯给他玩，而是由大人拿着玩给他看，那么他永远也玩不好的。

        事实上，不论是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实行过民主制度的地区，在文盲、半文盲聚居的情况下，都曾经用投豆子的办法选举过基层政权的领导人——老百姓并不像某些人想象得对民主是那样的蒙昧。近百年来，随着世界文明的渗透和沟通，以及我们自身的改革，已使中国的民主进程不断加快。我们的国民不是不会使用民主，而是缺乏训练的机会；不是没有民主的要求，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他们的民主要求。

        近年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提上议事日程，民主制度的建立也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进展。作为基层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种尝试，我国的村民自治制度自198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实施以来，已激发起广大农民的政治热情，并促进了他们的民主意识。据对山东省章丘、安丘、莱西、招远等全国村民自治模范县(县级市)和10多个全国模范村民委员会的专项调查，目前直接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在大多数地方已进行了四届，参选率一次比一次高，多数地方不低于90％，先进县市高达96％以上；不仅青壮年积极参与，而且老人、家庭妇女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选举日，就连一些在外地打工和做生意的人，也要赶回来投上自己的一票。由于人民群众直接选举村干部，所以，当选的干部都是人民群众信得过的人；这些干部当选后也明白，只有切实为群众谋利益，办实事，公正廉洁，才能站得住脚。1996年，全国绝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市居民委员会和农村村民委员会，也都采取居民和村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的办法，进行了新一轮选举。目前，这种民主选举的制度不仅在农村，而且也在企业中开始实行；例如，民主评议厂长，民主审查财政帐目，一部分企业民主选举厂长，等等。

        1998年3月19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记者招待会，新任国务院总理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的提问。在记者招待会上，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在提问中曾提到过这样一件事：“上周我曾有机会到吉林省和辽宁省去观摩了当地的村民委员会的选举，这种选举使得村民们有机会选出他们希望选出的村长，或者是把他们不喜欢的村长赶下台。”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在吉林省曾观摩了农安县会隆镇谷家岭子村的村民选举；当时，新华社的记者也在场进行了采访，并于事后对选举情况进行了报道——

        3月7日，吉林省农安县会隆镇谷家岭子村的1000多名选民来到选举现场。奏过国歌之后，现任村委会主任李红林作为两位候选人之一，先登台演讲：“乡亲们，大家好!我叫李红林，今年47岁，党员，初中毕业。我非常想为村子的发展做点事情。大家应该没有忘记，“文化大革命”后，是我带领大家重建新生活。村子里每一块土地都浸透了我的汗水。我走访过每一个家庭，采纳你们的意见。我从不用公款吃喝，向来都是遵纪守法。我向大家保证改善村里小学的教学条件，提高大家的收入。如果我当选了，我一定把咱们村建成长春市的蔬菜基地，还要改变全村的精神面貌。我们还需要种更多的树，引进一条光缆，这样每个家庭就能安装电话。我将尽力克服自己的不足之处。我保证做到自己的许诺。”

        掌声未落，另一位候选人刘福昂首挺胸地走上了讲台；他身穿西装，未系领带，登台之后讲道：“明天是三八妇女节，我首先祝所有的女同志节日快乐！（年轻的姑娘们开始捂着嘴笑）我叫刘福，51岁，初中生。我不是党员，是个做豆腐的个体户。我爱这个村子，我爱你们大家！（掌声）你们的贫穷是我的耻辱！（掌声）我将拒绝行贿受贿。即使县城的领导来了，我也不会请他们吃饭。我已经10多年没有参加筵席，没有喝一滴酒了。我保证看好村里的也就是大家的钱。村里的干部不允许公费旅游。我要替大家引进技术，还可以免费向大家提供做豆腐的技术。‘文化大革命’浪费了我们10年，现在我们要尽快让生活好起来，我们要务实。邓小平说过：‘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全场大笑）我还要改善教学环境，因为知识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知识，我们就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还要关心所有的单身汉，关心那些因为穷娶不起老婆的人。我一定帮你们富起来。（掌声，笑声）让我们从现在一起努力吧!”

        候选人演讲结束后，选民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举行秘密投票。一小时之后，主持人公布选举结果：现任村委会主任李红林以864票对655票再次当选。这个村已是第四届村委会选举，村委会都是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候选人的确定，已发展为“海选”，即每个选民都可以提名，而不强求必须由党派或联名方式提名。那些认为我国国民的素质低下、不会使用民主的人，从这些农民直接选举村委会的情况，以及那两位仅有初中文化水平候选人所作的竞选演讲里，是否可以受到一些启发呢?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与人的素质的互动作用较为明显。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养成人的依附型人格，使人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而市场经济体制则会培植人的独立人格，激发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国民的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以及自强自立的能力普遍增强。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我国的经济体制虽然率先改革，但仍未完全实现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而且，如同政治体制改革一样，经济体制改革还存在着一些不完善之处。这种不完全、不完善的改革，同样也扼杀和限制着国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滋生和加剧着腐败和官僚主义作风。

        除了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之外，我们的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体制改革，也不同程度地制约着国民素质的提高和国民现代化的进程。教育体制上一定程度的单一性，首先表现在办学主体上。目前虽然各种社会力量办学已有了较大的发展，但还没有改变国家办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这不仅影响了多渠道吸纳教育资金，而且使得教育模式单一。在培养目标上，仍受现行人事制度的制约，以传统的应试为主要目标，尚未完全走出科举制度的阴影。这就导致了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单一，不利于受教者素质的全面提高。文化体制，包括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方面体制的不完善，已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重视。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以及对提高国民素质作用的充分发挥，必须具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特征；因此，在体制上也必须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供相应的保证。目前，我国在文化体制方面的改革虽然也有进展，但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单一性，不利于双百方针的贯彻，影响了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也制约了对提高国民素质作用的充分发挥。

        上述种种体制上的弊病，给国民素质的提高和国民现代化的进程起到了制约作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偏重于体制方面的改革，忽视了国民素质在改革中的作用；近年来，人们在认识到国民素质重要牲的同时，又开始忽视体制的作用。这两种倾向的出现，都是由于没有深刻认识到体制和国民素质内在的本质关系。我们在进行体制改革时，不仅要关注其中的社会因素，而且还要关注其中的人的因素，坚持体制改革与提高人的素质的统一；既不要把改革仅仅看作是调整生产关系，而忽视了人的素质在改革中的作用，也不要孤立地强调人的素质的提高，而忽视了体制对人的素质的作用。对体制的设计必须着眼于如何有效提高人的素质，充分发挥人在体制改革中的作用；既要使所建立的体制有利于人的素质的提高，又要使人能够理解、支持并参与新的体制的建设；如果离开人来设计体制，不仅背离了现代化的最终目的，而且设计出的体制也难以实现。

        共和国辗转走过了半个世纪，才探索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这个真理。现在，距离2l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奋斗目标还有半个世纪。如果说，21世纪中叶我国要基本实现现代此，那么，国民基本现代化应该是在此之前，而不是与此同时，更不是在此之后。我们不要以为到21世纪中叶还有很长的时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于将国民素质普遍提高到现代化的水平来说，半个世纪的时间何其短暂！如果再不急起直追，着力提高国民素质，在21世纪中叶实现国民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将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