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回归前后那段时间里，我看了一些有关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近代史资料，都是当时人写的第一手材料，包括日记、奏折等。以前看一些历史教科书，上面都是写着中国军民是如何地英勇抗击外来侵略者；其实，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失败，固然与清政府的反动和腐败无能有着直接的关系，但也是低下的国民素质使然。
一个国家的官员，应该是国民中的精英；他们既是支撑国家机器的骨干，又是全体国民的表率。作为骨干和表率的清政府官员在鸦片战争中的表现到底如何呢?请听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文官爱钱又惜命，武官惜命又爱钱。”据史料记载，当时奉道光皇帝之命，前往广东抗英的靖逆将军奕山，日夜饮酒作乐。上级军官们或忙于争军饷，或奔走钻营，谋取置办军火、木料之类的肥差。下级军官们则住在城里，平时连军营也不去。虎门之战中，当上横岛处于英军炮火之下时：一些将领竟然乘船逃跑，以致愤怒的士兵不是向着英军，而是向着自己的顶头上司开了第一炮!其实，士兵们的表现也好不到哪里去，不仅缺乏训练，战斗力不强，而且大敌当前，许多人居然还闹着要赏钱，否则就要走。至于当地的老百姓，有的向英军出售粮食、畜禽、淡水；有的为英军充当脚夫，运送物资；甚至在两军交战之际，还有人成群结队地躲在远处看热闹——连英国人对此都难以理解!
时过半个世纪，中国割地赔款的屈辱尚未洗刷，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垂涎我们这块土地的同时，也看出了我们国民素质的弱点，于是才敢发动那场甲午战争。这时清政府官员们的素质又是如何呢?我们不妨再听听流传于当时的一首民谣：“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这首民谣，与半个世纪前的那首“文官爱钱又惜命，武官惜命又爱钱”，何其相似乃尔!甲午战争前，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海军装备水平高于日本海军，但将士素质却远远不及日本。操练松弛就不说了，名曰海军，但自左右翼总兵以下的军官都不在船上住，争相带着家属到陆地上去住，当兵的也常常跑到岸上去游玩。每到冬天，按照惯例，北洋舰队都要南巡，海军将土们便乘机在香港、上海狂嫖滥赌。日本曾派出间谍去刺探北洋海军的实力，他们仅仅透过北洋海军士兵把洗过的衣裳晾晒在炮筒上这一表面现象，就断定这是一支纪律松弛、缺乏战斗力的军队。
众所周知，在甲午海战中，管带邓世昌下令用致远号军舰去撞击日舰吉野号时，不幸中鱼雷沉没，全船250人全部遇难。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由于邓世昌是广东人，平时以忠勇著称，许多福建籍的官兵出于陈腐的地方观念，对他心怀嫉恨，故在致远号受伤后，竟相视不救；邓世昌是出于对敌人的痛恨和对这些同胞的悲愤，才决心以死殉国的!
前方的将土如此，后方的人员又如何呢?说起来也实在令人愤慨——由于北洋海军所使用的炮弹很多都是伪劣产品，曾多次击中敌舰而未发生爆炸。其中，有一枚直径15公分的炮弹击中敌主力舰吉野号，并贯穿钢甲，进入机器间；然而，这枚炮弹竟是一枚未装炸药的空弹。敌舰松岛号也先后被两枚直径分别为26公分、30公分半的炮弹击中，均由于弹内填充的大都是泥沙，炸药极少，而未被击沉。这些伪劣炮弹，除了未装炸药，以泥沙、煤灰、蜡等物填充外，有的由于引信故障击中后不爆炸，有的由于铜箍太大挫小后方能填进炮膛，还有的由于铁质不好尚未出口先行爆炸……连当时一家香港报纸的战地记者，也在一篇报道中气愤地指责道：“这不是海军提督的过错，而是军需局的坏蛋官吏的罪恶!”
与战争年代一样——建设年代的失败，也都可以追溯到低下的国民素质。共和国成立后，我们按照自己选定的政策大力推进现代化，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也有过大大小小的失败；而这些失败，绝非仅仅是某些领导人的失误，也是低下的国民素质使然。
1958年的大跃进，无异于是一场闹剧。且不说当时在“15年赶超英国”和“跑步进人共产主义”的口号下，许多中国人都跟着作了一场可笑的白日梦；只看看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下，那些神话般的“卫星”都是如何放出来的，便可知道我们的国民在这场闹剧中所扮演的角色。 从1958年6月开始，在《人民日报》和一些地方报纸上，就陆续公布了—批小麦亩产的卫星：6月18日河南遂平，3812斤；6月18日河南商丘，4412斤；6月21日河南辉县，4535斤；6月30日河北安国，5103斤；7月12日河南西平，7320斤……按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小麦亩产能达到五六百斤就算是不错的了，上述这些数字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如果说，上述数字是个别人凭空捏造出来的倒也罢了，而事实上，却是一大批人处心积虑地炮制出来的。
我们不妨以河南遂平的亩产3812斤为例，看一看当事者们是如何有组织、有预谋地弄虚作假的——
河南遂平的韩楼村，为了迎合上级领导干部放卫星的愿望，把从20亩实验田收割的麦子愣说成是从2．9亩试验田里打出来的，先召开群众大会就试验田的高产措施等事项统一口径，然后请来新华社河南分社的记者和上级领导，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打麦、过秤，共计10210．9斤，平均亩产3521斤；后来，又经过复打，于是乎亩产3 812斤的卫星就放出来了。先是中共中央农工部和国家农业部联合发来贺电，接着，《人民日报》、《河南日报》以头版头条新闻和套红号外发布了这一消息。一时参观者蜂拥而至，最多时一天接待3万多人，竟喝干了韩楼村的井水。村干部们厚着脸皮不厌其烦地向参观者们讲解高产措施，包括“用狗肉汤浇地”这种类似天方夜谭式的神话。这年12月，韩楼村的一名主要领导干部被请到北京，出席了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并受到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这个村一位曾在小麦高产问题上因“严重右倾保守思想”受到大会批判的农民，这时也豁然“觉悟”了，并现身说法地自编自演了这样一段快板：“我的心中有块病，存在肚里一春冬。小麦高产我想不通，病根就是我的老右倾。通过教育我思想明，改正错误我见行动。老汉今年我六十八岁整，没见过麦子长恁凶。麦秆粗，麦穗重，这头推着那头动。人人讲，个个夸，亩产小麦三千八。共产党，会当家，我老汉心里乐开了花。”读了这位农民的快板诗，我不由得想起那个“疯子国”的故事：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喝了“疯泉”的水后，都疯了。一个明白人到了疯子国后，那些疯子反而都说他不正常。后来，他也被强迫喝了“疯泉”的水，成了疯子，于是乎大家都说他正常了——这位农民不久就被大家评为“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
河南遂平小麦亩产放卫星的闹剧，可谓是演得有声有色、有头有尾。至于紧接着的那些亩产四五千斤，乃至七千多斤的卫星都是如何放出来的；还有那些早稻亩产数千斤(实际当年的平均亩产才四五百斤)，乃至上万斤的卫星又都是如何放出来的，那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据说，河南西平放小麦亩产7320斤卫星的公社的党委书记，曾被北京某高级理论刊物请去给科学界作过报告，而且，报告还被刊登在《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
《人民日报》当年9月1日还有过这样一则报道：河北徐水的大寺各庄人民公社计划放个“一棵白菜500斤、皮棉亩产5000斤、麦亩产12万斤”的特大卫星。《人民日报》作为中国最权威的报纸，不仅大量报道上述那些严重失实和明显吹牛的数字，而且还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作为通栏标题，把“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之类的神话写进社论。有的科学家居然撰文论证，如果能利用太阳光能的30％，水稻亩产便可以达到4万斤以上。看来，亲手放卫星的人和协助放卫星的人，不仅有种田的农民，还有那些新闻界、理论界，乃至科学界的知识分子。
可以断定，如果我们的国民能具备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能掌握起码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那么，尽管某些领导人有着不切实际的想法，这场闹剧也是无论如何也演不起来的。
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虽然基本上是在沿着一条正确的路线进行现代化建设，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步步深入，国民素质的问题却愈来愈凸现了出来——许多问题的出现和失误的产生，也无不与国民素质有着密切的联系。
1994年夏秋之交，国内各种新闻媒介集中报道了棉花掺假的消息。当我坐在电视机前从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看到从卖给国家的棉花包里翻出大块的石头、成摞的砖头和整袋的砂子时，感到异常的震惊—一我们“礼仪之邦”的中华儿女，怎么会干出这种勾当呢?!在此之前，国家有关部门曾组织了一次“全国百万担棉花质量大检查”，共抽查了220个国有大中型棉纺织企业的2274批、57754．9吨进厂原棉，平均品级相符率仅为55．26％。武汉棉纺一厂在短短的3个月时间内，就从进厂原棉中剔出砖头、瓦块等共计19．5吨，直接经济损失约6万元。我们不要以为这些掺假行为都是些素质不高的农民和个体户干的。在这次大检查中所查出的掺假案件，绝大多数都与国营棉花经营单位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不仅参与者甚众，而且多数还是有组织的行为。
不久前，从新闻媒介获悉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罪名，判处王洪成10年有期徒刑的消息，引起了我的回忆——1984年，哈尔滨市一个总共上了4年小学却被开除两次，连分子式都不会写的汽车司机王洪成，推出了一项“水变油”发明，即把一种特制的母液按1∶100000的比例加在普通水里，配制成“水基燃料”，就可替代汽油用于发动汽车；据介绍，生产这种母液不仅成本低廉，而且制作工艺简单。对于这种以表演偷换科学实验、违背基本科学原理、并无节能效果的“发明”，一些新闻媒介以“眼见为实”给予热情报道，一些部门和单位大力推广，许多企业争先恐后地出资合作(据粗略统计约4亿元之巨)，甚至对王洪成本人还要封官许愿……这场历时10年之久、波及大江南北、惊动高层领导的闹剧虽然几年前已收场，但它留给我们的思考却是沉重的。那些“水变油”的宣传者、支持者和合作者，一般都应该大小是个“知识分子”，怎么能把在中学时代就学过的化学知识都丢在脑后了呢?怎么能简单地去相信自己的眼睛或他人的传言而不借助于科学鉴定呢?又怎么能把表演的成功与推广应用的可行性等同起来呢?甚而至于还有人写文章赞美王洪成独特的思维方式“是源于无知的执著”，“由于无知，他的思维没有不能跨越的雷池”。
我曾在1998 年5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看到一位新华社记者拍摄的两幅照片，题为《“世界一流”的悲剧》，旁边有这样一段说明文字：“总投资达13.26亿元的郑州中原制药厂因盲目引进不成熟的国外技术设备，自1992年试车后一直不能正常生产。目前工厂关门，设备闲置，总负债达30多亿元。”其中一幅照片的画面上是一台电脑，旁边摆放着象棋；说明词是“控制室内的电脑桌上，尘土厚积，棋子散落。管理松散由此可见一斑。”另一幅照片的画面上是悬挂在厂房上的巨幅标语，里面有“争创世界一流”的字样，说明词是：“厂区内不切实际、好大喜功的标语仍抬头可见。”
由于国民素质低下而出现的问题或产生的失误，可以说是不胜枚举；无数事实都印证了《中国教育和改革发展纲要》里的那段话：“我国企业经济效益低，产品缺乏竞争能力的状况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改变；农业科学技术之所以得不到普遍推广，宝贵的资源和生态环境之所以不能充分利用和保护，人口增长之所以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一些不良的社会风气之所以屡禁不止，原因固然很多，但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者素质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