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许多问题还难以预料，但有一点却得到了各个国家、各个阶层、各个领域有识之士的认同，那就是：未来的国际竞争，实质上是国民素质的竞争。哪个国家拥有高素质的国民，那个国家就能在2l世纪的竞争中处于战略主动地位。国家是这样，民族是这样，个人也是这样。

        西方一些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其现代化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主要是工业现代化)的产物，习惯称之为“原发型”国家。后搞现代化的国家，习惯称之为“后发型”国家，由于既有现代化国家的竞争相威胁，又有现代化国家的经验可借鉴，故人的现代化必须而且可以先于社会现代化。

        以研究现代化而闻名于世的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于1962年到1964年，在6个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比较性社会调查；每个国家访问了1000人，包括农民、产业工人，以及其它阶层的人员。他调查的主要结论是：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国民的现代化。他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写道：“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得以实现。即使经济已经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

        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教育，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现代化，都属于社会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是同一现代化过程的两个侧面，二者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我们既不能要求先有现代人，再去创造现代社会，也不能要求先有现代社会，再去造就现代人。人的现代化势必会引发社会的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也势必会推动人的现代化，而且其最终目的也是人的现代化，使人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现代化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但是，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绝不是齐头并进的，人是实现现代化的主体，从整体上说；人的现代化总要比社会现代化超前一步，起着先导作用，不可设想社会现代化的水平会超出人的现代化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关键——封闭落后地区的能工巧匠，无论如何也建造不起都市里的高楼大厦。因此，人不可能等到自己完全现代化了，才去建设社会的现代化；也不可能希冀实现社会现代化后，人也随之现代化。形成着的现代人创造形成着的现代社会，这才是现代化进程的实质。从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关系，以及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社会诸方面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足以印证这样一个观点：现代化，必须是“全盘现代化”，不是也不可能是某几个方面的现代化。

        当今世界上有一些国家依赖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如石油)成为巨富，人均国民收入超过发达国家一倍以上，但世人并不认为它们是现代化国家。尽管这些国家引进了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方式，但其国民仍处于传统状态之中，素质低下，观念陈旧。人们常常提及的这些国家的文盲牧人开着罗尔斯一罗伊斯高级轿车放牧骆驼的趣事，正是这种畸形发展的写照。可以想象，一旦资源卖尽；这些国家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在发达国家已经现代化了的背景下走上现代化之路的；能否致力于国民素质的提高，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我国人口众多，以前视为优势，现在视为包袱。这两种看法都不全面，还只是局限于人口数量上考虑问题。人口问题首先是质量问题，是人的素质问题。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主要是同它的人口素质成正比的。我们培养和引进少数杰出人才并非难事，而要普遍提高十几亿国民的素质，则绝非易举。技术、信息、设备、资金，乃至于体制，都可以从国外引进，唯独国民素质无法从国外引进，只能靠自己培养提高。如果劳动者的技术业务水平低，责任心不强，创造力差，就不能有效地利用这些技术、信息、设备和资金。我们引进的许多设备达不到预期效益，或因盲目引进而闲置不用，甚至引进一些落后的旧设备上当受骗，有关人员的素质低下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同样，一种先进的体制也不能靠引进来建立，必须要求国民具备相应的素质；否则，所建立的体制将会发生扭曲，变得不伦不类。

        关于“后发型”国家的现代化，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还指出：“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作为现代化最显著标志的科学技术；移植先进的国家卓有成效的工业管理方法、政府机构形式、教育制度以至全部课程内容。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里，这是屡见不鲜的。进行这种移植现代化尝试的国家本来怀着极大的希望和信心，以为把外来的先进技术播种在自己的国土上，丰硕的成果就足以使它跻身于先进的发达国家行列之中。结果，它们往往收获的是失败和沮丧。原来拟想的完美蓝图不是被歪曲成奇形怪状的讽刺画，就是为本国的资源和财力掘下了坟墓。”“痛切的教训使有些人开始体会和领悟到那些完善的现代制度似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是÷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法，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

        当然，即使是在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社会里，也不乏非现代化的人群；同样，在不发达国家的非现代化社会里，也不乏现代化的人群。问题在于他们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以及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实现现代化，尤其是处于关键岗位上的社会成员实现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和根本保证，也是国民现代化的标志。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得有一批现代化的个人作为社会变革的先锋和斗士。他们应该有“出污泥而不染”的品格，有“不信春光唤不回”的执著，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节操；他们应该像玄奘取经那样矢志不渝，像鉴真东渡那样百折不挠；像徐霞客探险那样敢于舍弃身家性命。

        遗憾的是，有不少人至今对这个问题还缺乏认识。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个课题组预测，根据英格尔斯提出的实现现代化的10项指标，我国离现代化还有13年。几天之后，这个课题组的负责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又解释说，这个指标体系是60年代定的，标准定得都低；即便是都达到了，也只能说刚是跨到现代化的边缘。最近，我又在报纸上看到深圳市的领导8月8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到2005年，深圳市将基本实现现代化；他们的依据，也是英格尔斯提出的那10项指标。我们并不否认某些发达地区会率先实现现代化，但绝不能只盯着社会现代化的一些指标，而忽略了人的现代化。就以现代化进程较快的深圳市来说，据上述报道，在现代化的10项指标中，“大学生占20~24岁年龄人口比重”一项还未达标（现代化标准是10~15%；目前中国是4%，深圳是5%）。这恰恰说明，即便使用这种较低的指标来衡量，深圳的市民素质距现代化还有着不小的差距。至于我们整个国民的现代化水平，与深圳市又有着一个很大的距离，而且绝不是几年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