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朝第五代皇帝朱瞻基下令闭关锁国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就处于一种封闭的稳态建构;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外来的冲击,就只能这样绵延下去了,顶多是改朝换代而已。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帝国主义列强以野蛮的侵略方式,迫使中国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曾指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英国的侵略迫使封建制度解体,“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也曾写道:“有人论中国说,倘使没有带着新鲜的血液的野蛮的侵入,真不知自身会腐败到如何!这当然是极刻毒的恶谑,但我们一翻历史,怕不免要有汗流浃背的时候罢。”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一个极为艰难、包含着重大牺牲和痛苦的过程;国民对于现代化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极为曲折、不断深化的过程——
鸦片战争失败后,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采取了“制器为先”的策略,仿习西方的机器军械,搞起了洋务运动。
甲午战争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明白,船坚炮利的局部革新,仍不足以救亡图存,唯有将改革从器物层延伸到制度层,进行广泛的社会政治制度改革,才是自救之道;于是,又搞起了维新运动。当时,许多志士仁人在“救亡图存”的口号下,要求变法维新,挽救中国;有主张建民主、开议院的,有主张废科举、改官制的,有主张发展工商业的,有主张操练军队的……大都局限于制度层。
当时,也有一些先知先觉者意识到人的问题,主张将改革延伸到观念层。例如,梁启超在《新民说》里就曾指出过:“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严复也提出了“教育救国论”,他认为上述种种改革都是“标”,而“民质”,即国民素质,才是本;必须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才能救亡图存;如果离开了以提高国民素质为目标的教育,不唯建民主、开议院等政治改革无从人手,经济的改革也势必成为空谈,移植任何先进的制度都只能是“淮橘为枳”。
严复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能将国民素质视为“本”,实在是难能可贵!然而曲高和寡,“教育救国论”非但没有得到多少人响应,严复本人还与孙中山就“先革命还是教育”这一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他的主张是:“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可以更新也。”
有人认为,由于严复所提倡的这种用于救亡图存的教育,并非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教育,而是旨在推翻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教育,故在封建专制之下是不可能成为官方教育的;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推翻封建统治,就无法普遍地、完整地施行;因此,“教育救国论”作为一种社会变革方略,不唯在理论上失之偏颇,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
在当时那种沧海横流、风云激变的形势下,严复将政治、经济改革的成败系于教育,与一些叱咤风云的革命者相比,似乎显得保守、迂腐了些。岂不知他所说的教育,并非仅仅是指当时的私塾教育和学校教育,而主要是指面向大众的、普及革命知识的社会教育,是以提高国民素质为目标的教育;他所要施行的,是一项表面缓和、骨子里却十分激进的文化基因移植工程,并要以此来彻底动摇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
随着维新思潮的涌起,1911年,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孙中山站立于时代潮流的涛头,领导了这场革命,埋葬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政体,却难以把这场革命再向前推进,并最终没有能逃脱失败的命运。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人的问题凸现出来。也许这时的孙中山已开始领悟到严复“教育救国论”的真谛,所以在生命垂危之际留下了这样的遗言:“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唤起民众”,不就是教育民众,促其觉醒么?!
对于那个的代的国民,我们可以从鲁迅小说《药》里的人物管窥一斑:一面是革命者夏瑜抛头颅,洒热血;一面是愚昧、迷信的华老栓一家用革命者的鲜血做人血馒头去治病;还有那些对革命者的死无关痛痒,对革命者的主张当作笑谈的茶客……
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这场革命之所以未获全功,共和之所以有名无实,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大多数国民的思想仍然被专制和愚昧牢牢地束缚着,缺乏民主和科学的觉悟;于是,就有了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五四运动,终于将现代化推到了人的观念层。
然而,由于五四运动自身的缺陷和社会的原因,中国的现代化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并没有能顺利地进展下去。按照台湾学者蔡文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阶段划分,从1912年到1949年是“权威危机时期”——由于政治权威危机,没有一个能够统一领导国家的政府,使得现代化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只有从1950年进入“工业跃进时期”以后,台湾海峡两岸的现代化才按照各自选定的政策大力向前推进。
共和国成立后,在取得革命和建设一个个胜利的同时,国民素质也相应得到不断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又给国民素质的提高带来了新的契机;但由于传统文化、封建主义、极左思潮和计划经济的重负,使得国民素质的提高举步维艰。
敏锐而深刻的邓小平,1985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时,作为国家领导人,首次强调了国民素质:“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
时过8年,1993年,共和国最高层的一份文件里终于写上了这样一句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至此,我们对于国民素质与国民现代化的认识,终于和国际先进理论达成了共识;而对这一真理的探索过程,从鸦片战争算起,居然经历了一个半世纪!
香港特区政府成立以后,成立了一个智囊组织“策略发展委员会”,由行政长官董建华亲自担任主席,政务司司长、财政司司长和多位政、经界重头人物都是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历经两年,完成了关于香港长远发展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在指出香港人过去的两大强项(刻苦耐劳和灵活适应)正在逐渐消失的同时,还发出警示:香港人的素质是未来发展的关键。
然而,我们在人口问题上还存在着一个认识上的误区——长期以来普遍认为,人口问题制约我们发展主要是因为数量多。其实并非如此。从人口密度上说,根据最新的资料,1998年我国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133人;而德国是236人,英国是245人,日本是336人,韩国是470人。这些国家并不认为人多是其主要的人口问题,有的还苦于生育率低和劳动力短缺;他们的一些人口学家甚至还认为,适度的人口增长对于经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由此看来,我国的人口问题并不仅仅是人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素质问题;由于低素质人口的众多对我国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压力,所以,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关键是提高国民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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