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由于先天气质的不同，后天家庭、社会文化熏陶和自我修养的不同，便形成了互不相同的个性；就像世界上没有两张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世界上没有两个人的个性完全相同。我们生而为人，本来都是各具特色的，也有权利确定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个性解放的程度，标志着人的解放程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自由发展，就是个性解放，就是人的解放；就是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社会的每一个成员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

        个性解放是一个人成功的必备条件。人的才华通常是由个性表现出来的，人的个性如遭到过分压抑，萎萎缩缩，必定导致身心不愉快，做起事情来谨小慎微，顾虑重重，难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唯有让个性得到解放，才能使人身心愉快，并放开手脚做事，充分发挥出自己的聪明才干。创新，更是要充分展露一个人的才华，而且是要在不慑服于权威的情况下才可能进行；如果个性遭到过分压抑，根本无法去超越前人。只有充分张扬自己的个性，展露自己的才华，不慑服于权威，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潜能。一个人的个性愈强，愈有可能出类拔萃，取得成功；如果个性不强，就只能是无所作为、一事无成。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无个性必平庸。在人类历史上，大凡有突破、有建树的人物，往往都是个性鲜明、独具特色者。这些为人类文明发展与社会进步创造过辉煌业绩的人，之所以能成为耸立的“高峰”，首先是因为他们具有异乎寻常的个性，在他们身上很难找到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影子。

        个性解放也是社会进步的必备条件。个性与社会性并不抵触，社会性应该是生动的、丰富多彩的个性的统一；每个人都个性张扬，所组成的社会才生机勃勃。交响乐之所以音域宽广、变化无穷，在于它是多种音响的奇妙组合；如果只是几种音响，则无论是如何美妙的乐器，无论是如何高明的指挥家，也演奏不出那种雄浑博大、优美动听的乐章。个性张扬的结果，不仅每个人都有声有色，而且组成的群体也是威武雄壮；如果每个人的个性都消融在整体模式中成为清一色，不仅是对个性的压抑和摧残，而且势必会导致“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历史也证明，社会的创造力是蕴藏在构成群体的个体之中的；没有个性对共性的突破，社会就不可能得到发展。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由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统一规格的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就是尊重每个人的个性；民主法制建设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都是以人的个性解放为基础的。不可想象一个个性萎缩的人，会有民主法制的要求，会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竞争拼搏。

        我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人的个性被压抑；正如马克思所形容的封建社会的农民那样：“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意思是说他们千人一面，没有个性。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压抑个性的。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在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中曾发出这样的感叹：“中国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多少感情被压抑，被抹杀。”

        鲁迅早在1907年就悟出个性之重要，在《文化偏至论》中写道：“知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颠，非发挥其辉光，于人生为无当；而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要义也”；“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有当代学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大成就并不只是提出了“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还提出了“个性解放”，挑战了中国儒家传统轻视个性的信念，才引发了人的觉醒。

        “个性强”，作为个性解放的一个特征，本来应该是优点，然而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都被当作是缺点，是不成熟的表现，甚至成了“怪癖”的代名词；而对于那些个性萎缩、乖巧油滑的人，则被赞誉为“成熟了”。在这种不利于个性解放的环境中，人们普遍背着“人言可畏”的沉重包袱；为了不让别人说闲话，藏头夹尾，羞怯退缩，压抑自我，不敢去张扬自己的个性，尽量使自己显得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实行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以后，人们的观念才开始发生变化，正在接受这样的见解：在不损伤、妨碍别人的的前提下张扬个性，不仅有益于个人，而且有益于社会。

        提倡个性解放，并非是鼓励人们锋芒毕露、任意乖张，也不是引导人们我行我素、一意孤行，更不是主张个人至高无上、绝对自由，而是强调精神独立与思想自由。孔子曾说过：“君子和而不同”。意思是说，既要保持个性，有自己的信念与追求，又要和群，与社会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陈独秀在极力倡导个性解放的同时，也提出了“内图个性发展，外图贡献于群”的“群己相维之理”。人们常说的“外圆内方”的处世哲学，也蕴涵着这个意思。

        个性要解放，就不要怕别人说自己“标新立异”。标新立异不是故意表现自己，更不是哗众取宠，而是个性张扬的表现。我们中国人习惯于自我压缩，用“磨棱角”、“随大溜”、“夹尾巴”之类的办法去迎合环境。棱角是要磨的，但并非是要把所有的棱角都打磨掉，变成一个光溜溜的鹅卵石，而是把该打磨掉的打磨掉；有的棱角非但不能打磨掉，还应该打磨得更加锋利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棱角就是个性；有目标地打磨棱角，就是有目标地铸造个性，使之更加鲜明。随大溜表现在衣食住行上倒也罢了，如果在精神追求、社会生活、学术研究上也“傻子过年看邻居”，盲目地随波逐流，或者是虽有主见，但为了躲避风险而“不敢为天下先”，是不会有成就的。夹尾巴也是同样——如果以此作为一种自律是可以的，如果压抑个性，则是不足取的。

        个性要解放，就不要怕别人说自己“好表现”。我们中国人老怕被人注意，不前不后，就只有藏在人群里心里才最踏实。这也是一个心理问题——其实想一想出个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就像演戏一样，上台就上台了，你们看就看、说就说，没有什么了不起。人生本来就像演戏一样，我们每个人在社会舞台上都扮演着某种角色；不能老想混在人群里不被人注意，这样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好演员。尤其是创新，更没有必要躲躲闪闪的，一点儿也不丢人；倒是那些一味因循守旧，拿不出新的办法、想不出新的点子的人，才应该不好意思，羞于见人。

        个性要解放，就不要怕别人说自己“怪”。大凡在事业上有所建树的人，都多多少少会有着怪的念头和怪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怪的人，只能是稀松平常的芸芸众生；而怪，则是个性鲜明、见解不凡、特立独行的一种表现，是发明创造的必备素质——你想出类拔萃，必须与众不同！

        “走自己的路，让人们去说吧！”这句格言常常被人们引用，但实行起来就难了。“人言可畏”，是影星阮玲玉临死之前发出的悲叹。对一个洁身自好的人来说，的确是不愿意让别人说，但在“哪个人前不说人，谁人背后无人说”的现实面前，“被人说”总是避免不了的；要看是什么人说，有多少人说，说些什么，以及说了以后又会怎么样。其实，只要天理能容、良心安宁，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去吧，我该怎么做还是要怎么做，过分地在乎别人的看法反而会给自己带来烦恼；然而，我们又不能不慑于人言，为所欲为，关键是要把握一个度——过分畏人言，会使它由道德约束变成一种精神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