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是个外来词，产生于几百年前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它的英文译名是Personality。其本来的涵义有许多种解释，列举出来很长，读起来艰涩难懂；我试着用一句通俗而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个人的存在状态”。也就是说，一个人人格的高下，是依据他的存在状态来判定的。如果一个人能保持独立存在状态，他的人格就是健全的，可称之为“独立人格”；反之，如果一个人是依附于他人而存在，他的人格则是不健全的，可称之为“依附人格”。所谓“保持独立存在状态”，并不是像流落在海岛上的鲁滨逊一样，也不是离群索居地去做孤家寡人，而是在群体社会中保持自己经济、政治上的独立性。“人格”一词在中国出现后，人们望文生义，把“人格”等同于“人的品格”，约定俗成地赋予其“道德品质”的涵义，却把它原本的涵义忽略了。

        我国古代的辞书里之所以没有“人格”这个词，并非是我们的先人想象力不丰富，没有造出这个词；而是由于受社会发展的限制，还不具备普遍形成这种自觉意识的条件。我们的先人长期生活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依靠与土地、森林、河流、阳光和雨水等自然条件交换而获得有限的生活资料，可怜地依附于神灵、酋长、奴隶主、封建主、族长和家长。即便是发展到封建社会，也得依附于封建主、族长和家长，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正如陈独秀在《一九一六年》一文中曾指出的：“君为臣纲，则臣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

        中国古代的辞书里没有“人格”这个词，并非是我们先人的身上就没有过独立人格。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就是一种独立人格的闪光。杜甫有一首题为《有木》的诗，是咏凌霄的：“有木名凌霄，擢秀非孤标；偶依一株树，遂抽百尺条；托根附树身，开花寄树梢；自谓得其势，无因有动摇；一旦树摧倒，独立暂飘摇；疾风从东起，吹折不终朝；朝为拂云花，暮为委地樵；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这首诗就是以凌霄为例，告诫人们要有独立人格，不能一味依附于他人。

        历史一直发展到五四时期，社会的先知先觉者们才开始倡导独立人格。陈独秀在《一九一六年》一文中不仅指出了我们的国民没有独立人格，还号召青年要“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他在《新青年》杂志发刊词《敬告青年》里，向青年提出六大希望；第一条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其中写道：“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决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陈独秀这些话说得何等的好啊！我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用这位先哲的话。想一想也实在是惭愧，都快一个世纪了，我们这些后人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与表述怎么还超不过当时的陈独秀呢？

        随着历史的发展，我们在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共和国；然而遗憾的是，建国之初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人们除了一时还难以摆脱对他人的依附外，又开始普遍地依附于所供职的全民所有制单位和农业合作组织；也就是说，在原本存在的人对人的依附之外，又增加了人对单位、集体的依附。改革开放之后，实行了市场经济，才开始把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以及人对单位、组织的依赖关系转变为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即转变为人对资本的依赖关系。资本——这个一度被视为“万恶之源”的东西，可以使其拥有者变成百万富翁，让工人为它出力，却不能使其随便占有任何一个工人；工人可以一无所有，但他却拥有人身自由，是一个自由人。市场经济强调个人自主、平等竞争，既呼唤独立人格的出现，也为培养独立人格创造了经济关系方面的条件；再加之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和民主进程的加快，依附于他人和单位、组织的劳动者，开始转变为拥有人身自由的劳动者。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人一旦摆脱了对他人和单位、集体的依附，主动性和创造性就会充分发挥出来；如果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普遍获得这种解放，生产力必然会大大发展。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思想解放运动将更加深入，民主进程也将更为加快。我们只有努力培养自己的独立人格，堂堂正正地做人，潇潇洒洒地做事，而不是低三下四依赖人，“摧眉折腰事权贵”， 才能在未来的生活中有所作为，才能不被历史的潮流所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