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朋友们：《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出版后，我应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的邀请，就国民素质的有关问题，已讲过多次；但从来没有见过今天这个场面——把这么大一个剧场都坐得满满的，而且今天还是公休日。所以，我在这里先说一声：“谢谢！”
你们都是来自武汉市各行各业的青年人。我非常愿意与青年人交流，只是今天这么大的场面，我又“高高在上”地坐在讲台上，所以直接交流就有困难了，但讲完后咱们还可以个别交谈。
我在开讲之前，想先做一个问题调查：你们中间谁曾经算过命？我不要求算过的举手，只微微地点头示意就可以了……看来，有不少人都算过命。
不久前，有人曾对你们省荆州市各种职业的人员进行过一次关于算命的抽样问卷调查。在回收的200份问卷中，曾经算过命的占40%；从年龄上看，40岁以下的青年人占70%。另外，他们还对几个单位进行了重点调查，结果是：荆州市某厂的420名青年职工中，有249人算过命；荆州师专某班55名学生中，有52人算过命。
现在，尽管再三地提醒说，算命是不科学的，一些人也明明知道那是骗人的，但只要在街头遇见了算命先生，尤其是听对方讲几句似是而非、颇具诱惑力的话，脚步就挪不动了，总想去问问自己的前程。人们关心自己的命运应该说是件好事，总要比麻木不仁、稀里糊涂过日子强得多；然而，我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那种与生俱来的命运是不存在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命运不是一个人事前的先导，而是事后一种不费心事的解释。
要想有个好的命运，首先必须知道都有哪些因素在影响着命运。影响命运的因素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内因；另一类是外因，即个人根本无法选择、无法左右的因素，如先天遗传。有的因素貌似外因，无法选择，也无法左右，带有很大程度的偶然性，但与个人行为总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有着某种联系。纯粹的外因就没有办法了，你总不能改变遗传基因，也没有办法左右你出生之前与尚无行为能力时的周围环境。内因就不同了，就与个人有关系了；与个人的什么有关系呢？一言以蔽之曰：素质。
人的素质可以理解为人的质量。现在不是经常说“质量是产品的生命线“吗？对人这个“产品”来说，素质也同样是生命线。“生命线”又是什么呢？生命线就是与命运息息相关的东西，就是主宰命运的东西。我于几个月前在一次演讲中，曾在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那句流传至今的格言“性格就是命运”的基础上，提出了“素质就是命运”的命题。这篇讲话稿经修改后登载在7月10日的《文学报》上，你们有兴趣的可以找来看看，我在这里就不展开讲了。
在《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中，我将人的素质分为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科学、职业、健康、审美这样八种素质。这八种素质虽然缺一不可，但它们对一个人命运的影响力却不是等同的；其中有两种素质，即人格素质与精神素质，是起着根本作用的素质——尤其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尤其是对你们青年人，更显得重要！所以，我今天只重点讲这两种素质，题目是“人格与精神”。
一、人格素质
关于“人格”一词的解释，有人统计过，说是不下百种。如果撇开那些学理上的抽象解释，而是形象地去理解它，我觉得人格就像一个人的脊梁一样。自古猿走出森林，站立起来，脊梁，也叫脊骨、脊梁骨，便起着支撑躯体的作用。
鲁迅先生曾说过：“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脂肪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五四时代另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与鲁迅先生同为浙江绍兴籍的刘大白，也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人们自从从横着脊骨的东西进化以来，竖起脊骨做人，不知若干万年了，但精神上总被超人的非人的种种东西压迫着，没有竖起脊骨做过人，所以我愿在世界上一切人们面前，大喊一声，从今以后，竖起脊骨做人！”
在中国历史上，孟子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都是我们的先人竖起脊梁的表现，也是人格光辉的聚焦。然而，这种聚焦，像夜空的流萤，远远没有普照众生；以致于在1979由商务印书馆最新出版的《辞源》，还有1980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辞海》里，连“人格”一词都没有收入。
“人格”一词，是外来词personality的译名，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里是这样解释的：“每个人所特有的心理—生理性状(或特征)的有机结合，包括遗传的和后天获得的成分，人格使一个人区别于他人，并可通过他与环境和社会群体的关系表现出来”。其实，通俗地说，人格就是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个性。它是主体意识，即自主、自强的独立意识的集中表现。在《辞海•增补本》和《现代汉语词典》里倒是收进了“人格”一词，却又在原本的涵义之外增加了“道德品质”这层意思。这是人们望文生义，想当然地把“人格”等同于“人的品格”，并约定俗成的结果。现在，人们往往还把它引申为“尊严”，动不动就说“不要丧失人格”——人格是个人固有的东西，怎么会丧失呢?
健康的人格，应该是独立型人格；反之，则是依附型人格。在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下，人们身受封建主、族长和家长的重重压迫，形成了一种依附型人格。陈独秀曾对此作过精辟的论述：“君为臣纲，则臣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陈独秀当年还在《新青年》杂志发刊辞《敬告青年》一文里，向青年提出六大希望，其中第一条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他鼓励青年要有自主、自强的独立意识：“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决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力，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
时光已经流逝了近一个世纪，与陈独秀所处的时代相比，我们国民的人格素质已有了显著的提高。尤其是共和国成立之后，人民有了当家作主的意识，并依靠自力更生渡过了经济上一个又一个的难关，现在又开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所有这一切，都为培植国民的主体意识，提高国民的人格素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也不得不承认，由于封建主义思想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再加之计划经济体制遏制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得我们国民的人格仍带有很大的依附性，人格素质与现代人的标准和发达国家的国民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这种人格素质缺陷所导致的人身依附、群体依附，以及单位依附，都极大地影响着人的命运。
人身依附，就是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视为主奴关系，而不是平等关系。
在“文化大革命”中，伴随着狂热的个人迷信和崇拜，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曾表现得淋漓尽致。领袖与群众的关系、上下级的关系，以至于群众组织中头目与成员的关系，往往都蜕变为人身依附关系；“跟着╳╳╳干革命”的标语、口号随处可见，随时可闻。
在时过二三十年的今天，类似的现象依然存在。例如：1995年3月7日，珠海韩国瑞进电子有限公司老板，无理要求车间的120多名中国职工向她下跪。除了一名叫孙天帅的职工断然拒绝，挺起脊梁愤然离去外，其余的人都屈服于这位老板的淫威，弯着脊梁纷纷跪了下去。我们在对孙天帅的人格表示敬佩的同时，却又不能不为那120多名下跪的同胞感到心情沉重。封建社会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那一套，虽然从总体上已被打破了，但其思想仍然存在，而且还有新的变种。
群体依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随大溜”。
随大溜，并非是顺应时代潮流，而是随波逐流，盲目采取与大多数人一致的行为；然而更多的一种情况是虽有主见，但为了逃避风险而放弃自己的意见。因此，随大溜既是一种懒于思考的庸人哲学，又是一种“不敢为天下先”的懦夫思想。在衣食住行这些日常生活上随随大溜倒也罢了，如果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也随大溜，就可能导致严重恶果。“文化大革命”中，许多“革命群众”就是在盲目从众的心态驱使下，破“四旧”，搞武斗，跳“忠字舞”……演出了一场场的悲剧和闹剧。
“出头的椽子先烂”——这是一句流传至今的俗语。在长期的封建专制下，一些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出头椽子”，确实是一个接着一个地烂掉了；但其中先进分子的革命行为，却推动了历史的进程，他们也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我们鼓励的不是无价值的飞蛾赴火，而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
在历史和现实中，都不乏敢于为天下先的特立独行者。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以及鲁迅、马寅初等一代伟人，都是顺应时代潮流，敢于坚持真理，不怕被孤立的民族脊梁。
人们对于不随大溜的念头、行为和人，往往冠之以“怪”字，其中无疑含有贬抑和讥讽的味道。岂不知大凡在事业上有所建树的人，都多多少少会有着怪的念头和怪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怪的人，只能是稀松平常的芸芸众生；而怪，则是个性鲜明、见解不凡、特立独行的一种表现，是创造发明的必备素质——你想出类拔萃，必须与众不同！知识分子是社会的先进群体，更需要怪；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怪，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
1995年春天，一部被喻为“地狱思想手记”的《顾准全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引起中国文化界的震动。顾准在50年代即惊世骇俗地提出运用价值规律搞市场经济的观点，并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言人之所未言。在遭受到撤职、受批判、被打成右派，以及家人远离的一系列打击后，仍“九死而不悔”，保持着独立的人格和鲜明的个性。
以文章立世的余秋雨，曾主持过一次研究生的面试，试题是“谈谈你对莎士比亚及其作品的评价”。许多考生都是按照教科书，复述着前人的定评；而一位考生却开口就说他不喜欢莎士比亚的作品，并陈述了不喜欢的理由。结果，他得了最高分。我们在赞叹这位考生不盲目从众的同时，也不得不同时敬佩为人师表者的人格力量!
单位依附，即一味依赖所在单位——在三种依附中，我想着重讲一下这个问题。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不仅垄断了收入、住房、医疗、养老，以及职称评定、奖励等社会资源，而且还操办着职工的洗澡、理发、上下班接送、节日副食晶供应，甚至死后火葬等种种福利。一个人一旦进入某个单位，便“生为单位人，死为单位鬼”，除非犯法违纪被开除，否则难以把任何一个人推出门外。有的学者将我国这一独特的人文景观，称之为“单位现象”。
在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初期，这种单位体制对集中社会资源，充分发挥其效益，曾有过积极作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这种单位体制的弊端日益显现出来，必须实行新的人事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每一个“单位人”，不论你是否离开单位，都要经历一个向“社会人”过渡的心理嬗变，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单位成员。所以，能否具备主体意识，建立独立人格，将是决定一个人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命运的首要因素。
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大批职工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武汉是我国六大老工业基地之一，目前下岗职工已有38万人，占全市产业工人的22．6％。据统计，截至去年底，全国下岗职工达892万人，获得再就业的仅占26％。下岗职工再就业难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许多职工长期以来在传统单位体制下养成的“等、靠、要”思想严重。正如有的社会学家给“单位人”所勾勒的形象——贪图安逸、轻松、稳定，惧怕劳累、风险、竞争，一味依赖单位，高谈阔论，牢骚满腹，却缺乏独立自主的魄力和能力。所以，再就业的关键不是别的，而是转变观念；观念一变天地宽，岗位就在你面前。
现在许多大城市都有这样一个现象，就是“有人没事干，有事没人干”：一方面，大批的农民从乡下涌人城市，从事各种服务和维修工作，仅北京就逾百万人；另一方面，城里许多下岗职工一味等待着国家再给自己找一个单位，以便“大树底下好乘凉”。在北京的下岗职工中还流传着这样一个“四不去歌”： “赚钱少的不去，工作累的不去，管得严的不去，离家远的不去”；于是，就出现了“你急我不急”的怪现象。但是，我们也可喜地看到，有不少下岗职工自主、自强，抛弃陈腐观念，迅速转变角色，有的还创出了辉煌的业绩。
前不久，我在10月26日的《文汇报》上看到一篇报道，里面说，重庆最近爆出了一条新闻：一位4年前下岗的职工，以1380万元的代价，买下了他挥泪离别的无线电一厂。青年工人杨祥华今年37岁，原来是个技校毕业的工人，1993年由于厂子不景气下岗。有人还记得，他离开厂子时，眼圈红了。杨祥华下岗后，在农贸市场卖过5角钱一块的小吃“驴打滚”， 后来，又到一个只有几个人的小公司当业务员。1994年，这个公司资不抵债，濒临倒闭，下岗下怕了的杨祥华，只好硬着头皮把公司接过来，当上了没有人愿意当的总经理。然而仅仅几年时间，这个公司就发展成为拥有十几家企业的大公司，并整体收购了他曾工作过12年的无线电一厂。杨祥华最喜欢唱《国际歌》里“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那句歌词。其实，在重庆无线电一厂的下岗人员中，像杨祥华那样已拥有上亿元资产的还有两人，拥有几十万资产的“小老板”也有几十人。
可以说，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当代中国社会环境的一个最大，也是最深刻的变化。随着“铁饭碗”的打破，社会只向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而不提供就业保障。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实质上是利益主体的转变——劳动者个体将由从属地位被推向基本利益主体的地位。这就意味着，劳动者将由人身依附关系转变为在法律上的平等关系；同时，也不再依附于某一个单位，而是自主择业的自由劳动者。从现在起，每个人都已成为决定自己命运的主体；没有主体意识的公民，将会在这场变革中被淘汰。
电影《北京人在纽约》中，主人翁王启明艰苦创业办毛衣编织厂的故事，给中国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岂不知在当今美国，三分之二新的就业机会都是由类似这种不超过20人的小企业提供的，个人的创业精神表现得极强。在1950年时，美国以每年9．3万家的速度创办新企业；到了80年代，已发展到每年60万家，并呈现出一个个人创业“爆炸”的大趋势。在香港这个只有600万人口的弹丸之地，私人中小型公司达47万家，平均每天至少有160家新公司成立。一些有进取心的雇员想自己创业时，被看作是很自然的事，老板往往还会协助他成立新公司。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也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布城乡。到1995年，个体工商户由1985年代的182．9万户，猛增至2528．5万户；私营企业从无到有，近10年来发展到65．45万户。“海阔凭鱼跃，天旷任鸟飞”。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就像打开了鸟笼。久困其中的小鸟也许一时还茫然不知所向——外面广阔的天地和美丽的大自然诚然是一种诱惑，但风霜雨雪和艰难险阻也会使其望而生畏；如果没有搏击长空的勇气，其结果，很可能是飞出去后又返回笼中，去啄食盘中的米粒。
二、精神素质
良好的精神素质，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自由的精神世界，二是丰富的精神生活，三是坚挺的精神风貌。
人的精神世界应该是最自由的，无遮无拦，你尽可以凭借着想象的翅膀自由地翱翔；但是，如果自己设定框框，那就无异于作茧自缚。中国封建社会的焚书坑儒、大兴文字狱，西方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都是对那些“神骛八极”的人实行铲除政策，使天下人“思不出其位”。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不乏愚民的思想。例如，道家的鼻祖老子就有这样一句话：“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圣人”治理国家，应该使老百姓不要有自由、丰富的思想，填饱他的肚子就可以了；不要让老百姓有坚强的意志，有一个健壮的身体就可以了。因为，肚子填不饱就会铤而走险，身体不健壮就不能干活、打仗；如果思想自由、丰富了，意志坚强了，老百姓就不会服服贴贴地任其摆弄了。
正是在这种制度的制约和文化的熏陶下，久而久之，便使得国民的精神禁锢，形成收敛式思维，即对一个问题只产生一种解答的思维方式。以五四运动为起点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国民禁锢的精神世界，改变着国民传统的收敛式思维方式。发散式思维方式，即思维朝着各个方向辐射，对同一问题产生多种解答的思维方式，开始为越来越多的国民所接受。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思维方式往往趋于收敛，而不是发散。因思维收敛导致的精神禁锢是最可怕的禁锢，它像一把无形的枷锁，套在人的头脑里，让你压根儿就不去想，或不敢想。
思维收敛的人看世界是“一管之窥”，做事情是“一定之规”，写文章说话是“千篇一律”，搞出的产品是“几十年一贯制”，在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形势下，最后的下场只能是“死路一条”。只有发散式思维的精神自由者，看世界才会是多侧面观察，做事情才会是多途径探索，写出的文章、说出的话令人耳目一新、浮想联翩，搞出的产品诡谲多变，令人望其项背而不及。
我在《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里，举了这样两个例子：一个是德国有位造纸厂的工人，一次因粗心大意弄错配方，出了一批不能书写的废纸，不仅被扣罚工资，还遭解雇。但他没有死心，而是试着从错误中找出有用的东西来。结果，终于发现这批废纸的吸水性能特别好，可以用来迅速吸干家庭器具上的水，于是便廉价买下这批废纸，切成小块出售，并美其名曰“吸水纸”，竟成了市场的抢手货，接着又申请专利，居然发了大财。
另一个例子是，日本东洋人造丝织品公司的一位生产班长，为了提高纺织品质量，一直处心积虑地想把线纺得粗细均匀，但还是避免不了经常出次品、废品。苦恼之余，他突发奇想，何不索性就把线纺得粗细不均匀，织出一种表面粗糙的面料，让一贯追求穿光滑闪亮衣服的顾客换一种口味试试呢。于是，这位生产班长在征得同意后，便试织出一种表面粗糙而质地松软的面料，投放市场后居然畅销不衰，使当时这家已经奄奄一息的企业又获得生机。
此类事例，可以说是不胜枚举。这里，顺便再举两个例子：现在年轻人喜欢穿的牛仔服，你们知道最初是谁发明的吗?是美国一位名叫史密斯•迪克发明的。他当时在一家帆布厂当推销员，有一次到一个码头去推销帆布作船帆时，另一家帆布厂的推销员已捷足先登，占领了市场。无奈之际，史密斯•迪克就突发奇想，何不用帆布作成衣服卖呢?于是，他让裁剪师把自己带来的帆布都加工成工作服，拿到船上去卖，结果被抢购一空，收入还增加了好几倍。
还有一个故事是关于卖鞋的——在印度某城市，有两位推销员到一座小岛上去推销皮鞋，发现岛上的居民没有一个穿皮鞋的。其中一位推销员断定这里没有市场，就走了。而另一位推销员却暗自高兴——太好啦，这个岛上的人都还没有穿上皮鞋呢!于是，他通过示范推销，居然使皮鞋在这座小岛上流行了起来。
通过上述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发散式思维并非是一味地胡思乱想，其实质是创造性思维。要具备发散式思维，首先得具备创新精神。当今世界正处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人与入之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因此，无类是对一个民族来说，还是对一个人来说，创新精神已成为一种关乎自身命运的品格。
精神生活丰富，也是精神素质良好的一个方面。
毛主席说过的许多话人们都忘记了，但“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句话却没有被人们所忘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衣食住行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多数人已经解决温饱问题，手中多少有了几个钱；把这几个钱投向何方，足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们的精神追求。统计资料表明，我国国民的精神文化消费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例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国民；在本来已很低的精神文化消费中，用于发展性、智力性的书报杂志消费又大大低于娱乐性的消费。许多人在实现温饱之后，又过分地追求美味佳肴、名牌服饰和高档装修，却舍不得花钱买书，丰富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还有一些人宁可放弃自己的理想追求，也不愿意离开大城市和安乐窝，不肯牺牲自己的物质利益。
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这样一个故事——谢晋导演的影片《芙蓉镇》，你们许多人一定都看过，里面有这样一个镜头：男女主人翁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年代里，由于受到不公正待遇，每天天不亮就得去扫大街；有一次，他们扫着扫着，就自然而然地翩翩起舞，跳起了华尔兹。据说，这部影片在法国放映时，演到这里，观众纷纷站起来鼓掌。导演谢晋当时也在场，他对法国观众的这一反映有点不大明白；直到一位法国记者跑过来激动地说了一番话后，才明白个中缘由。这位法国记者说：“你们这个民族不得了！在这么黑暗的年代居然对爱情、对人生还有追求，居然在半夜天还没亮就扫街的时候，还想跳舞。”法国是一个浪漫的民族，他们对精神生活有着强烈的追求，自然对这个镜头非常的敏感。我们看到这里时，经历过那个岁月的人都会觉得格外心酸，没有经过的也许还觉得好笑，不会像法国观众那样激起共鸣，纷纷站起来鼓掌。
精神生活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读书；无法想象一个不读书的人，会有什么丰富的精神生活。不久前，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等单位对包括上海、广东等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654名青年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结果表明：40％的青年，家中除了课本之外，基本无藏书； 36％的青年，家中只有50册左右的藏书；藏书500册以上的，仅占2％。在座的青年朋友们，你们也不妨想一下，自己是属于哪一个范围的？青年人正值求知欲旺盛时期，虽然收入不多，甚至还没有收入，但应该是最喜欢读书，最舍得花钱买书。
最近，我在10月21日的《光明日报》上看到一篇题为《武汉群众性读书活动红红火火》的报道，里面说：武汉市近几年来兴起了读书热，全市上下广泛开展读书演讲、知识竞赛、理论研讨、书友联谊等活动，参加的市民不下200万人次；市里还成立了“读书活动指导委员会”，上个月市里还举办了首届“读书节”。这几年，全国各地举办的节日可谓是五花八门，大到艺术节、戏剧节，小到锅巴节、田螺节，几乎是“无物不成节”，但从未听说过“读书节”。另外，市里在评选五好家庭时还规定，城区家庭藏书300册以上、郊县家庭藏书100册以上，才有资格参评；而且，还专门评选了“藏书、读书十佳五好文明家庭”。我看了这篇报道后，非常高兴——总算还有相当一级的政府，把读书作为一项工作来抓；这不能不说是武汉市的领导有文化，有远见，重视国民素质提高的表现。
高尔基说过一句话，大家也都知道：“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一个人能否坚持读书学习，将决定着他的文化素质乃至整体素质。我的孩子读中学时，我曾给他说过：我希望你先作个“书呆子”，这样，我能把你调教得机智、灵活；如果你不爱读书，光靠耍小聪明，变得油滑肤浅，那我就没有办法了。
去年，我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一篇报道，题目是《金钟响在大山里》，看后也非常的感动。在甘肃省漳县金钟乡的贫困山区里，有十几名青年农民，尽管终年劳作，常常连土豆都吃不饱，却坚持读书和创作，并成立了一个“金钟文学社”，用最便宜的白纸油印出自己的刊物《金钟》。为了服务社会，他们还办起了一个义务医疗室，自己上山采药，治病救人。他们选稿的标准是“水平可以不高，但精神要高”。他们共同的心声是：“人不管多穷多富，都不能丧失精神追求。不自弃，不沉沦，不颓废，不虚假。活着，就要让心拥有爱、感动和梦想！”
中国知识分子有着追求精神境界、向往理想人格的优良传统，主张在物质生活基本满足的情况下，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把道德理想的实现，看作是人生诸种需要中一种最高层次的需要。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一个民族，物质上不能贫困，精神上也不能贫困；只有物质和精神都富有，才能成为一个有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民族。一个民族是这样，一个人也是这样——如果一味追求物质上的享受，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
良好的精神素质，除了精神世界自由、精神生活丰富外，精神风貌还应当是坚挺的。
无庸讳言，我们的国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患了“精神疲软症”，抱着“混”的人生态度：上学混60分，上班混八小时；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或“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想方设法，要把最宝贵的时间消磨掉。也许是嫌这个“混”字粗俗，近年来，一些人作文说话都爱用一个文雅的词：“随缘”。一时一事随缘倒也罢了，如果一味随缘，普天下灰心气短，随遇而安，我们还如何在竞争中立足呢?
现在，有些青年人又开始感叹“活得累”了——年纪轻轻的，你有什么可累的呀？！几年前，北京某高校一学生夜里离开宿舍，在教室的黑板上写下“活着太累”几个字后，从窗口跳下，坠楼身亡。他并不是遭受了致命打击，也不是陷入了绝境，而是因为“累”；他不是日夜劳作的身体之累，而是情绪低落、自觉不支的“精神之累”；他的“精神之累”，不是源于承担社会义务的压力，而是由于精神疲软。正如一部电影里的台词所说：“上班没劲，不上班也没劲；没钱没劲，钱多了也没劲”。
坚挺的精神风貌有赖于远大的理想、饱满的激情、持之以恒的毅力和钢铁般的的意志。作为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一般都不乏理想与激情，而恰恰是这一部分人，却又缺乏持之以恒的毅力和钢铁般的意志。从历史上看，中国知识分子中并不乏精神风貌坚挺者，如历尽磨难到印度取经的玄奘，百折不挠终于东渡成功的鉴真，还有冒着九死一生危险走遍天下名山大川的徐霞客……他们都堪称是矢志不渝、坚韧不拔的代表人物；但这些人大都出自儒家以外的宗教界和自然科学界。就受过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整体看，还缺乏那种无休止探索和大无畏冒险的精神；面对挫折，极易龟缩徘徊，然后通过寻求内心调和与宁静，去实行自我解脱。
这里，我还想举一个农民的例子：浙江省有个农民名叫胡世庆，今年53岁。他19岁那年，由于家境贫寒就辍学务农了；几十年来，一直坚持读书学习，并从事学术研究，发表了几十篇学术论文。1991年，他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了46万字的《中国文化史》；最近，又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84万字的《中国文化通史》，得到一些专家的好评，北京大学的张岱年教授还为该书题词。
在座的青年朋友们，我们的学历可能都比这位农民高，我们学习研究的条件可能都比这位农民好，但我们又有多少人能有他这种矢志不渝的精神呢?搞学术研究需要有这种精神，做一切事业都需要有这种精神。邓小平1990年4月7日，在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一行时，曾号召我们的国民：“中国人要振作起来”。作为青年人来说，更是要振作起来!
在精神素质这个问题上，我还想讲一下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其发展的精神支柱和动力。世界各国都有其民族精神，例如，犹太民族就有着非凡的民族精神。犹太人最早聚居在巴勒斯坦，曾建立以色列和犹太王国，后来为罗马所灭，人口全部向外迁徙，散居在欧洲、美洲、西非和北非等地，浪迹天涯，受尽凌辱。他们虽然分布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却一直向往着祖居的锡安山。每逢犹太节日，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要手捧《圣经》，向着同一个方向祈祷，共同保持着“希巴特锡安”（希伯来语，意为“回归锡安”）的信念。经过不懈地努力，这个亡国两千年的民族，终于神话般地在地中海东南岸重建起以色列国。他们还从尘封千年的书库中找出了祖先的语言——希伯来语，于是，来自五大洲，操着各种语言的犹太人，从字母开始学习，终于使这种已称“化石”的语言成为朗朗上口的语言，实现了“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宿愿。
犹太民族创造的另一个奇迹，就是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在一块土地贫瘠、资源匮乏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个工业发达、农业先进、科技进步的国家。以色列还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成功地制服沙漠的国家。它不仅已成为欧洲的“水果篮”和“冬天的厨房”，而且使“沙漠开遍鲜花”的理想得以实现——每年仅鲜花出口一项，就挣回数以亿计的美元外汇。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面临土地沙化的情况下，唯独只有以色列在治理沙漠方面卓有成效。为了带领人民改造沙漠，“以色列国之父”本•古里安１９５３年辞去总理职务，离开政坛，到内格夫沙漠深处的萨德博克基布兹定居，投身沙漠改造，最后死在那里，也葬在那里。
还有“美国精神”，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1986年1月28日，“挑战者”号航天飞船在众目睽睽之下爆炸，7名宇航员全部遇难，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事故刚发生，有的宇航员便表示：只要可能，我明天就升空！1700多名报名乘坐航天飞机的各种职业的公民，无一撤消申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当晚以“美国是否应当停止载人探空计划”为题，进行民意测验，征求观众的电话反映，结果97%的回答是支持航天飞机计划。里根总统当晚也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并特地向青年学生讲了一段话：“我特别要向全国观看‘挑战者’号升空景象的学生们讲几句话：我知道对此难以理解，但是，像这样令人悲痛的事情是时有发生的。它，是所有探索与发现过程的一部分。它，也是人类寻找机会，开拓视野的一部分。未来，不属于惧者；未来，属于勇者！”
去年，我连续看了两部美国电影，一部名叫《龙卷风》，另一部名叫《黑鱼》，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龙卷风》描写了一群龙卷风自愿研究者，“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一次次地驱车直奔龙卷风中心。《黑鱼》描写了两名美国警察押送一名日本罪犯去日本，在被犯罪团伙冒充警视厅劫持走罪犯后，仍执意要留在日本，协助当局捉拿罪犯；在出生入死，其中一人殉职的情况下，另一人仍百折不挠，终于捉拿到罪犯，交给警视厅。在我们一些人看来，这些美国人似乎都是些“傻冒儿”——龙卷风来了躲都还躲不及呢，冒那险干什么？又没有人给报酬！罪犯已送到日本，被劫持是在你们日本发生的事儿，你们再去抓吧，我们要‘拜拜’了，有时间还不如在日本玩玩呢，咱警察出一次国可不容易。岂不知，正是这些“傻冒儿”，让我感受到了“美国精神”——尽管这只是电影故事，但能拍出这种影片，本身也是一种“美国精神”！
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存竞争中，形成了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从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的两千多年间，在我们栖居的这块土地上，曾发生过1029次大水和1056次大旱。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持续了百年。这一切，都没有能征服中国人，没有阻止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杖汉节牧羊” 的苏武，“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都是古代历史上民族精神的杰出代表。
中华民族的这种精神，甚至还博得了外国侵略者的敬畏。鸦片战争后，英国博物馆里增添了一座中国人的腊像；这座腊像不是别人，正是抗击过英国军队，并销毁掉英国商人鸦片的林则徐。英国人之所以对林则徐表示敬仰，正是因为他有一种崇高的民族精神。在抗日战争中，杨靖宇率领的东北抗日联军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最后只身一人与敌人激战几小时，壮烈牺牲。日军把杨靖宇的遗体解剖后，看到他胃里都是草根、树皮和棉絮，竟没有一粒粮食，便肃然敬礼——能使凶残的侵略者顶礼膜拜的，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几年前，日本化工界的星火株式会社派出11名青年员工，专程到我国古田取经。古田会议纪念馆馆长询问其中一人职业，回答说是“财务”；又问其为何而来，这位日本青年深深地鞠了一躬，回答道：要学习中国红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创业精神！
无独有偶，几年前上海一家上万人的合资企业，请来一位美国的管理专家给培训班讲课。这个老美一上台，就用投影仪在大屏幕上画出四条弯弯曲曲的红线，问大家这是什么？有的回答是生产流程工艺图，有的回答是质量标准线，还有回答成本报价表、生产日报表、职工考勤表的，等等等等，都被他一一否定了。最后这位老美才说：四条红线是当年红军的长征路线——这是世界奇迹！当时，红军生活异常艰苦，却无人要求发津贴，终于打败了强大的对手，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信仰、精神！一番话，直说得听课的学员先是目瞪口呆，继而感叹不已。
在大敌当前、生死攸关的战争年代里，容易激发起救亡图存的民族精神；而在和平建设年代里要能保持昂扬的民族精神则绝非易事，必须有一种自觉的忧患意识。现在，连外国人都来学习我们的民族精神了，我们难道不应该发扬光大自己的民族精神吗？！为了纪念抗日战争50周年，中央电视台的一位编导到曾活跃着无数抗日英雄的冀中平原采访。他问那里的青年：“七•七是什么日子？”对方立刻笑答：“牛郎织女相会呗！”他又问：“九•一八呢？”对方略为思索后回答：“‘九•一八’……‘就要发’呀！”
同样是对待半个世纪前的那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我们再来看看俄罗斯民族——
在圣彼得堡，至今还燃烧着900盏灯火，纪念这座城市在被德国侵略者围困的900个日日夜夜里，英雄的俄罗斯人浴血奋战，终于取得胜利的历史。
在伏尔加格勒的烈士灵堂里，舒曼的《安魂曲》日日夜夜、永不停顿地回荡其间，抚慰着烈士的在天之灵。
在俄罗斯，烈士的墓地上布满鲜花，经常可以看到老人、青年人和儿童，自愿地买一支鲜花献上，尽管那里的人民还很贫穷。 ……
我们向来以“地大物博” 引以为自豪，滥占耕地、滥采矿藏的现象屡禁不绝；岂不知按人均资源占有量来看，中国已沦为一个穷国。对外开放后，在引进先进生产设备的同时，大至汽车、家电，小到相机、胶卷，甚至是烟、酒之类的东西，也都是大量从国外引进，不仅助长了奢侈之风，而且还冲击了相关的民族工业。更有一些人，在外商的金钱诱惑下，作了民族的败类。难怪有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会得到这样的结论：“现在中国一些人最缺乏的不是货币，不是彩电，不是煤炭，不是粮食，而是昂扬的民族精神！”
以上，我只是简略地讲了人格素质和精神素质对一个人，以及对一个民族命运的影响。按照我在《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里对国民素质的分类，还有道德、文化、科学、职业、健康和审美等六种素质可讲。但由于时间关系，我不能把这六种素质对命运的影响一一都讲。在这几种素质里，道德约束力、文化水平、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心理调节力、敬业精神，以及对美的感受力、鉴赏力创造力等等，对一个人命运的影响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改善一个人的命运都是缺一不可的。
在即将结束这次讲话时，我还想提及那位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关于命运的另一句格言：“命运就是必然”。这句格言也是权且抛开了外界因素不谈，而仅就自身因素而言的。参照他的那句“性格就是命运”，这句格言的意思显然不是说命运等于宿命，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说，命运不是偶然降临到人头上的东西，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黑格尔有一句话可以作为这句格言的解释——“就一个人对于他的一切遭遇，如果能本着古谚所谓‘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命运的主宰者’的精神去承当，确属异常重要。这意思就是说，凡人莫不自作自受。”我们如果把“素质就是命运”和“命运就是必然”这两句话联系起来理解，那就是：由于素质决定着命运，所以命运就不是偶然的。
我们不认为命运是偶然的，并不否认生活中的幸运事件。的确，幸运的事件有时候就像天上掉馅饼一样的偶然，但如果一个人不具备承受某种幸运事件的相应的素质，不积极主动地去扑捉机遇，那么，幸运也不会垂青于他。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说：“幸运的消长系诸外界的偶然之事，但是，一个人的幸运的造成主要还是在他手里”。当然，由于幸运事件的来临是偶然的，即使积极主动地去创造条件也不一定能使好运来临，但与无所事事相比，这样做无疑会使幸运之事发生的概率增大。
最后，我要送给大家一句话，这句话其实就是我在以前演讲中提出的那个命题：“素质就是命运”。希望你们在自己的生命实践中记住这句话，印证这句话，丰富这句话，使自己的素质不断得到提高，使自己在市场经济中不断增值，从而使自己的命运不断得到改善。
青年朋友们，衷心地祝愿你们能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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