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毕业32年后，今天回到自己的母校来讲学，心情与在别的地方讲学不一样，有点诚惶诚恐，生怕讲不好，对不起母校。
上个月学校与我开始联系时，有关方面建议我讲一下“公务员素质”这个题目，因为听讲的主要是MPA学员。正好，北京师范大学在此前已邀请我在百年校庆给MPA学员讲这个题目，讲稿也已准备好了；如果顺水推舟地接受这个题目，就不必再另外准备讲稿。但是，我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换一个题目——我不能把在别的地方刚讲过的东西再拿到母校来“炒冷饭”；别人虽然不知道，我自己心里会不安的。于是，我在征得有关方面同意后决定另选一个题目；我宁可再从头准备，也要把自己从来没有讲过的内容奉献给母校。在此同时，我把在北师大讲过的《公务员素质》录音稿整理后也寄了过来，以便感兴趣的MPA学员可以去看；来后听说你们已复印后人手一份……是这样，就算是我给大家吃了顿“偏饭”吧！
那么这次讲些什么呢？我为此颇费了一番思考。这期间我在英国考察了半个月，有一天，突然想起在牛津大学，人们见面后最多的一句问候语不是“你在干什么？”，也不是“你在忙什么？”，更不是咱们经常说的“你吃了没有？”而是“What do you think?”——“你在思考什么？”他们把思想看得最重要。大家知道，牛津大学是西方一所著名的大学；在这所大学里，曾诞生过托拉斯?莫尔、亚当?斯密和汤因比等一大批思想家。我由此联想到，我们的大学也应该形成这样一种习惯；于是，我便假设这次回到母校时，也会被这样问——“你在思考什么？”我想，我应该把自己的回答，作为这次讲学的内容。
近年来，我一直利用业余时间研究国民素质问题。我以前总是在呼吁全社会都能重视国民素质，后来发现对提高国民素质来说，社会的功能是非常有限的。如同世界卫生组织在《阿拉木图宣言》中所指出的：“健康不是基本人权，而是自我责任。90年代的健康观应该是学会自我医疗与自我保健。”意思是说，健康是你自己的事情，不要寄希望于社会能为你承担什么责任。提高素质也可以这么说——提高素质不是基本人权，而是自我责任，应该学会自我完善，即提高自身素质。那么，如何才能增强自我完善的自觉性呢？我们不能光是在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高度上强调这个问题，最根本的，还有要使人们明白，只有提高自身素质，才能实现圆满人生；这样，才能有效地增强自我完善的自觉性。我最近思考的，正是这个问题——如何通过提高自身素质实现圆满人生。
那么，什么才是“圆满人生”呢？我试着用五句话来概括：
事业无须惊天动地，有成就行；
爱情无须死去活来，温馨就行；
友谊无须两肋插刀，尽责就行；
金钱无须取之不尽，够用就行；
身体无须长命百岁，健康就行。
“事业无须惊天动地，有成就行”—— 经济学家张五常说过：“每个人都应该在某方面有些成就感，但不一定要成为爱因斯坦。”也就是说，不见得非要攀升到什么职位，达到哪一级豪富，或达到什么国际、国内先进水平，只要能胜任某个岗位，兢兢业业地做好本职工作，并有所成就，那就不错了。如果你是个农民，在荒山坡上开垦了一片田地，或者培养了一名优秀的孩子，那都算是有成了——你为人类做了贡献嘛！
“爱情无须死去活来，温馨就行”——《红楼梦》、《魂断蓝桥》等小说、电影里那种爱情，看着好看，也很动人，但真要放在你们谁的头上，怕就不愿意接受了。只要能与一个人真心相爱，在平凡的生活中心心相印，并把爱情进行到底，那就不错了。
“友谊无须两肋插刀，尽责就行”—— 亲戚之间、朋友之间、同事之间的友谊关系，不一定非要如胶似漆，甚至到“两肋插刀”的程度，只要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彼此友好相处，也就行了。
“金钱无须取之不尽，够用就行”—— 消费没有顶，只要一“讲究”，就可以使消费水平翻几番，而且追逐时尚永远没有个尽头。就以室内装修、摆设为例，现在竞相攀比，标准越来越高；其实，室内装修、摆设的最高境界就是10个字：没有奢侈品，不缺必需品。关于这一点，我送给大家一句话：“收支平衡，心理平衡”——前一句话是关于物质生活的，后一句话是关于精神生活的。人的物质生活多少钱才是个够？收支平衡了就是够；如果一味追求高消费，多少钱都没有个够。
“身体无须长命百岁，健康就行”——尽管绝大多数人最终都得生病而死，寿终正寝的人极少，但应尽量避免得那些老年痴呆呀，半身不遂呀，身上反复开刀、插满管子的折磨人、使人丧失尊严的病。我想，只要通过努力，还是可以做得到的。
综上所述，人生只要能全面达到“中上”水平就行了；这个“中上”水平，就是圆满人生的底线。当然，在达到这个底线的基础之上，如果再有一项、甚至几项高一点，那自然更好；只是一个人的精力有限，能全面达到“中上”水平也就相当不错了，相当难了。如果其它各项都很好，但就是其中一项不好，甚至是几项不好，那也是没有达到圆满的境界。例如，有的人职位很高，事业也很有成就，但一辈子都没有找到自己的真爱，那只能是“缺憾人生”，而不是“圆满人生”。有的人一生似乎很平凡，平民百姓一个，但事业小有成就，与人和谐相处，感情有着落，不缺吃和喝，身体也不错，那就是圆满人生了！
其实，世界上任何东西的最高境界都是“圆满”，人生是这样，社会也是这样。最近，我在最近的《亚洲周刊》上看到有一篇文章，里面引用我们学校诸大建老师关于现代化的一个观点：现代化的发展，包括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维度；经济要讲效率，社会要讲公平，环境要讲和谐；只有这三方面的整合，才能有较高的人类发展指数。这个观点，实际上也是在强调现代化的发展应该追求圆满，而不是只有某个方面的发展，更不能是以牺牲其它方面为代价的发展，否则就不是圆满。
那么，如何实现这个“圆满人生”呢？这就需要借鉴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一切知识，包括经济学。
在我们以往的概念中，经济向来与国民总产值、利率、失业，以及通货膨胀等词汇联系在一起；殊不知在经济学领域有着两大分支，即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其中的微观经济学就是研究个别经济单位的行为，这些经济单位也包括了个人。对个人来说，经济学也不光是解决个人如何赚钱的学问；经济学的一切原理，都适用于对人生和人的行为的分析。我们可以用经济学的原理来分析、解释我们生活中、事业上的各种现象，解决人生在世所面临的各种选择，例如何时工作，住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结婚，买什么样的东西等等，从而有一种更为清晰的思维方法，面对林林总总的社会现象、人生百态，能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经济学很早就被定义为一门“选择的科学”，它研究的是一个社会、一个企业，乃至一个个人，如何根据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进行理性选择，从而以最小的成本、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好的效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也是一门人生艺术的学问。
1992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格雷?贝克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说以往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贡献是深化了经济学，而格雷?贝克的贡献则拓宽了经济学——“将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扩大到包括非市场行为的人类行为和相互作用的广阔领域”：从结婚生育到子女抚养，从家庭结构到社会教育，从夫妻离婚到抢劫犯罪，从歧视行为到利他主义，都有了一套严谨的理论模型来加以分析，并得出了一系列常识无法论证的结论，形成了像“歧视经济学”、“离婚经济学”和“犯罪经济学”这样的领域以及学术专著。他的代表著作就是《家庭论》。时过8年，两位开发出研究个人、家庭和公司微观数据的经济理论和统计方法的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J.赫克曼和丹尼尔.L.麦克法登，又摘取了200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这再一次表明，关注个人和其它微观领域的经济学，已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新亮点。
经济学的内容非常丰富，我今天只讲其中一个方面，这就是将企业经营理念用于人生经营。人生如同一个“生命企业”，一个“个人独资企业”，本人就是这个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应该是成年之后才具备法人资格，他的名字就是这个企业的名称。一个人出生，就是注册了一个企业；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没收全部财产，或者是变成了植物人，就意味着这个企业倒闭了，被查封了；人死了，这个企业也就注销了……当然，这样的譬喻并不确切，就像鲁迅先生曾指出的：一切譬喻都是蹩脚的。
经营人生如同经营企业，企业经营的理念几乎都适用于人生经营。我这里所说的企业，是指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起来的企业，而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业。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由上面下达指标，企业没有自主经营权；而那时的人生，也是几乎是没有什么自我，“我是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就是这种人生的写照。现在不同了，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正在建立之中；作为一个现代人，也可以借鉴现代企业经营的一些理念来经营自己的人生。
企业经营理念很多，我尽量选择新的、有助于人生经营的理念；有的理念是已经取得共识的新理念，有的则是我自己不成熟的思考——也许是荒谬的。我今天只讲三个理念，它们依次是：
一、目标管理：兼顾社会责任，追求“价值最大化”；
二、资产管理：以学习为长期投资，实现保值增值；
三、项目管理：低成本，低风险，高产出，好感觉。
一、 目标管理：兼顾社会责任，追求“价值最大化”
长期以来，人们都普遍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的最终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办企业赚钱是天经地义，让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似乎是“离经叛道”。其实，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一般来讲对社会具有正效应，但也有可能损害社会利益，如为人们所痛恨的行贿、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盗版侵权、污染环境等等。所以，企业经营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在追求高额利润的同时兼顾社会责任，从而实现“价值最大化”。
美国的企业一向信奉“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但在频频爆出企业财务丑闻之后，就连总统布什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的这种企业模式出了问题。大家都知道，美国在过去的一年里，发生了一些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包括“9?11事件”和以“安然事件”为代表的企业丑闻，致使股价爆跌，许多行业遭受到沉重打击。对此，人们普遍认为应主要归咎于“9?11事件”。然而，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却认为：“‘9?11’什么也没有改变，因为它是来自外部的打击；但‘安然事件’改变了一切，因为它使得人们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我曾看到一幅刊登在美国媒体上的漫画，画面上有两个人物：一个是“本?拉登”，一个是“丑闻企业CEO”，在两个人的头上都注明是“公众敌人”。目前，这种观点已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所接受。当美国人用各种方式纪念“9?11事件”一周年之际，美国企业也重新对自身的社会责任进行反思，重新确定其经营目标。
按照传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产权结构，公司财务丑闻损害资本市场产生的恶果只是对资本家不利；但由于美国资本市场的大众化趋势，使得公众也成了受害者，例如，由于企业财务丑闻造成的股价爆跌，就使得公众的退休基金大为缩水。目前，全球经济生活的全面变化，已在各个方面给企业以压力，要求企业对经营内容和方式进行变革，担负起社会责任。企业要取得长期发展，仅仅追求利润还不够，应兼顾社会责任，努力实现价值最大化。
其实，不仅是企业经营领域，就是在整个经济学领域，也开始关注社会责任问题。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给了一位研究贫穷、饥荒、财富分配与福利经济的印度学者森博士（A.Sen）。他得奖的主要原因，是“在重大经济问题的讲座中，再度注入了伦理层面的思考”；所谓“伦理层面”，就是以人道主义为核心，包括对人性的关注、社会公平的保证、人民福利的增加，以及免于饥饿病痛等等。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梭罗（R.Solow）称赞森博士为“经济学界的良心”。由此可以看出，追求更多的财富，不一定能得到更多的财富；而追求更多的人道，则能得到社会的肯定。
这种兼顾社会责任的企业经营理念，同样也可用于人生经营。
长期以来，人们在对人生目标的追求上，更多地认同“自我实现”，而不同程度地忽略了社会责任，这也是一个误区。“自我实现”的概念，源于美国当代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于1954年提出的著名的“需要层次论”；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介绍到我国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个学说认为，人的高级需要仅仅在个人的较低级的需要获得满足时才能指导个体的行为。这些需要依次为：
生理需要——饮食、睡眠、性欲等；
安全需要——住宅、工作场地等；
归属需要——爱情、友谊等；
尊重需要——地位、角色等；
自我实现需要——理想、价值等。
其中，前两个层次属于低层次的、物质方面的需要，后三个层次属于高层次的、精神方面的需要。只有低层次需要得到了充分满足，才能依次产生出高层次的需要，并表现出不同的人格。正如马斯洛所说：“任何需要满足所产生的最根本的后果，是这个需要被平息，一个更高的需要出现。”
其实，自我实现理论并非是完美的，马斯洛本人在世时也已意识到有不足之处。马斯洛1970年逝世以后，他的自我实现理论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受到两种类型的批评。一种是否定性的批评，认为马斯洛把自我实现理论与自然科学混为一谈，内容含混，自相矛盾；另一种是建设性的批评，认为马斯洛关于自我实现理论的研究具有开创性，其基本框架可以在实践中应用，但有待进一步完善。在这场争论中，有不少人在对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理论发出责难时，都以希特勒为例——希特勒应该算是一个自我实现者，难道这样的人生也是值得称道的吗？！也许有人对此会做这样的辩解：希特勒第三帝国的最后灭亡，希特勒最后的自杀，都可证明希特勒并没有最终达到自我实现。但是，这种辩解未免有点苍白无力。
平心而论，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对于评价、解释人生有其可取之处，但它仅从需求角度反映出人生的高下优劣，没有完整、准确地评价人生。一个人在需求动力支配下，由于自身素质的不同，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不同，以及所采取的方式不同，所铸就的人生也各不相同。自我实现过分地强调了个人意志的完全实现和个人潜能的充分发挥，而忽视了人生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价值。如果按照这种理论，像希特勒这样的战争狂人和人类罪人，在他覆灭之前的数十年里，几乎都是生活在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层次上。
人生固然应追求自我实现，但决不能无视自己的社会责任。责任，是一个人对他人和社会应尽的职责，是他人和社会对个人的道德要求。责任，也可以看作是社会对生活于其中的个人的一种“规定”，一种“使命”，一种无可推托、必须完成的“任务”。 我在2000年出版的《国民素质读本》一书中，将现代人必备的基础素质分解为50项，其中在“道德素质” 里就有一项“责任心”。什么是“责任心”呢？我在书中这样定义：“责任心，就是对他人、集体、社会、国家，乃至整个人类应尽义务的自觉态度。”责任心能激发人奋发向上，以完成其职责范围的任务；责任心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办事不推委，不敷衍，不拖拉；责任心还能促使人规范自己的行为，凡事都会考虑后果。
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会念念不忘自己的责任，并自觉履行自己的义务——面对父母，能意识到自己作子女的责任，并自觉履行自己作子女的义务；面对配偶，能意识到自己作丈夫或妻子的责任，并自觉履行自己作丈夫或妻子的义务；面对子女，能意识到自己作父母的责任，并自觉履行自己作父母的义务；在处理公务时，能意识到自己所担负的责任，并自觉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走在大街上，能意识到自己作市民的责任，并自觉履行自己作市民的义务……
我们生而为人，并得以成长，都已受到他人的恩惠，得到社会的照顾；他人与社会对我们尽了义务，我们怎么能不对他人、对社会尽自己的一份义务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来尽义务的，活着就是责任——面对父母，我们要负起赡养的责任；面对配偶，我们要负起关爱的责任；面对子女，我们要负起抚育的责任；面对工作，我们要负起忠于职守的责任；面对不平，我们要负起仗义执言的责任；面对歹徒，我们要负起见义勇为的责任；面对入侵，我们要负起保家卫国的责任……随着场合变换、角色转化，责任的内容也在不断地变化；但无论怎样变化，责任总是摆脱不掉的。要做好一个人，就得时时刻刻、一举一动都能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责任心的强弱，也体现着一种人生的态度。缺乏责任心，就会得过且过，苟且偷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那是玩世不恭、游戏人生的态度，只能使自己陷入消极堕落。
承担社会责任也是做人的代价。人生在世，不管好活赖活，都是一种艰难，绝对的潇洒轻松无论对谁而言都是不可想象的。从我们呱呱落地的那天起，便注定了我们要负重前行，我们所背负的许许多多的责任便是我们活着的实实在在的内容。履行自己的责任诚然需要付出艰辛，但绝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而是一种甜蜜的负担；在尽职尽责中体会自我满足和情感交流之乐，再苦再累也是一种幸福。当我们真正懂得“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道理之后，我们的付出和奉献便会是完全出自内心的自觉；我们便不会视责任为负担，视艰难为苦累。只有负责地活着，才是积极的人生、有意义的人生、有价值的人生；只有将社会责任融入自我实现之中，才能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
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董建华在特区成立庆典的演讲辞中，曾特别强调了社会责任，讲得也很动人：“我和所有的市民一样，不是香港的一个匆匆过客。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希望都在香港。我们对香港，有一份深厚的感情，持久的责任。”“我们要培养青年人对家庭、社会、国家和世界的责任感”；“我们维护个人权利，但更要承担社会责任”。
有一点需要指出，就是人们在谴责某个人缺乏社会责任感时，往往只是指他对自己应尽的责任推委、敷衍，而忽视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对自己行为的后果缺乏社会责任方面的考虑。例如，前不久北京大学登山队员遇难事件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人在惋惜之余都指责这是一种缺乏科学精神的举动——业余登山者进行“反季节登山”是非常不适宜的；而且，做这种冒险，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缺乏责任心的举动——在做出这种选择时，不能把生命仅仅看做是自己一个人所拥有；生命本身还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对家人，对朋友，对学校，对社会……在遇难的5名大学生中，有一位来自农村，家庭供他上学已背了10万元的债务；为他这次登山，父亲又借了2000元的债。这个大学生在做这种决定时，是否也应为自己的家人考虑一下呢？
我非但不反对，而且还赞成大学生进行各种社会实践，只是想建议，社会实践不能仅仅着眼于增长自己的见识，提高自己的能力，还应该着眼于培养社会责任心，为贡献做贡献。最近，我在9月10日的《同济报》上看到一篇报道：为了贯彻学校“知识、能力、人格”综合培养模式，让学生了解社会、认识社会和贡献社会，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生在学校、学院领导和导师的重视及支持下，连续8年赴甘肃省的贫困地区——定西，进行社会调查研究和辅导教学，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通过这种社会实践，也使学生的人格得以完善，社会责任心得以加强。这种社会实践方式，无疑应该大力提倡。
二、资产管理：以学习为长期投资，实现保值增值
现在我们评价某个企业时，一般都先要问一句：“资产有多少？”在一些关于企业的排序中，也是以资产规模为依据。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些现象：有的企业虚列资产，违反会计规定，造假帐；有的企业搞“低成本扩张”， 大量兼并资产质量低下的企业，目的就是把资产规模搞大，自己也好戴个“大企业家”的桂冠……所有这些做法，并没有真正使得企业增值，仅仅是从表面上扩大了资产规模而已。
其实，要评价某个企业，了解它的资产状况，除了要看它资产总额是多少外，还要关注它的资产质量，看它的净资产是多少。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里，总资产减去负债，才是你的净资产；就像一个人一样，要把你的家当扣除对外的欠帐，才是你真正的财产。要增加企业的净资产，必须使企业实现保值增值。我从1998年被任命为国务院稽察特派员（“国务院派出的国有企业稽察特派员”的简称），到2000年转任为国务院国有企业监事会主席（“国务院派出的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简称），一直都是对国有企业进行监管，首要任务就是关注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情况。如何增加净资产，使企业实现保值增值呢？当然是要加强、改善资产管理来实现。对企业来说，加强、改善资产管理的经营策略很多，我这里要讲的是一个正为企业界日益重视的经营策略，这就是建立“学习型组织”。
当今理论界最前沿的管理理论有两个，一个是“流程再造”，另一个就是“学习型组织”。美国排名最前面的25家企业中，有20家都应用了这一理论。我国大陆最先研究在企业创办学习型组织，并进行推广的，就是我们学校的张声雄老师，他还主持着一个“上海明德学习型组织研究所”。据张声雄老师解释，学习型组织就是全体人员全身心投入并有持续增长学习力的组织，是能让组织成员体验到工作中生命意义的组织，是通过学习创造自我并扩展创造未来能量的组织。学习型组织的学习，是与工作不可分离的学习；既是“工作学习化”——把工作当作学习的过程，又是“学习工作化”——把学习当工作一样要求。学习型组织目前在我国正逐渐为大家所接受，并相继出现了“学习型企业”、 “学习型城市”、和“学习型社会”。
为什么要强调组织学习，而不是个人学习呢？以企业为例：通过学习型组织，企业能够有意识、有计划地组织全员进行终身学习，并进行整合，使个人的学习方向与企业发展战略目标一致，最终使员工与企业共同发展，取得双赢的效果；同时，通过组织学习，还可以在企业内部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从而形成一种学习文化，促使员工从不自觉到自觉地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学习型组织是未来成功企业的模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瞬息万变的今天，企业要赢得竞争，就必须通过不断的学习，根据变化及时进行改革创新和战略调整，并以等于或大于变化的速度发展。现在，企业的“学习力”，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人才的竞争，正转变为学习力的竞争。学习对企业来说，是成为一种长期投资行为；它可以通过提高员工的素质，使企业实现保值增值。据统计，上世纪70年代的世界500强中有半数在80年代消亡，其原因就是企业学习的速度没有赶上变化的速度。如果说，以前的企业竞争是“大鱼吃小鱼”；那么，现在以至今后则是“快鱼吃慢鱼”，即“注重学习的鱼吃懒于学习的鱼”。 有这样一个寓言——两个人在树林里过夜，早上树林里突然跑出一头大狗熊，其中一个人忙着穿球鞋；另一个人对他说：“你把球鞋穿上有什么用？我们反正跑不过狗熊。”忙着穿球鞋是的人说：“我不是要跑过狗熊，而是要跑过你。”
不久前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我国有一家企业，要与一家外商合资。人家派代表来谈，也签了约。我们的人送外商到机场时，对方要求提供产品图纸。我们的人说，回去马上就传真过去。外商说，你们还是从网上发送过去吧。我们的人说企业还没有上网。外商非常惊奇，当时就表示不再进行合作了。在外商眼里，一个企业不上网，那简直就和文盲差不多！联合国前两年曾致函我国，要求我们扫除“功能性文盲”。什么叫“功能性文盲”？不是以往的不识字，而是不掌握一些现代知识和技能，其中就包括上网。
以学习为长期投资，以实现保值增值这种企业经营理念，同样也可用于人生经营。
长期以来，与评价一个企业同样，在评价一个人时，一般也都先要问一些“多大的官？”、“多大的款？”等之类的问题。在一些会议等公共场合的排序中，也是以级别、财产等之类的头衔或经济实力为依据。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些现象：有的人不是立足于提高自身素质，而是千方百计地找关系，托人情，专事钻营；或者搞假文凭、假职称，搞名不副实的学术头衔，甚至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有的人没有什么经济实力，也要打肿脸充胖子，虚张声势，借助媒体为自己吹嘘……所以这些做法，并没有使得自己增值，仅仅是增加了自己头顶的“光环”而已。
一个人的价值是什么呢？不是你的职位，也不是你的财富，这些东西固然能改变你在社会上的形象，能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但并不等于你自身的价值。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职位和财富这些身外之物是可以由于种种原因而改变，甚至消失的；而价值，则是不会由于外部原因而改变的。一个人的价值是什么呢？是他的真才实学。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的价值，就是在失去职位和财富之后剩下的东西。职位是脚下的台阶，并不是你的真正高度；财富是口袋里的金钱，并不是你的真正价值。
我曾给自己拟了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人生但求好下场”——人在盖棺论定时应该给自己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下联是“最难还是老来香”——就是越老越香，像老中医、老书画家之类老专家、老艺术家一样，避免“人老珠黄不值钱”。现在有的官员为什么害怕失去职位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失去职位之后，没有什么事情可干，感到自己没有多少存在的价值了。
人生的资产管理，就是要使自己不断保值增值。如何实现这种保值增值呢？那就是要不断地进行投资，尤其是回报率较高的长期投资；投资的方式不是在银行里储蓄，不是给自己头顶上增加几个“光环”，而是坚持终身学习，不断增加自己的真才实学。学习，就像给企业的帐户上注入资金一样，可以使人保值增值；不学习，已有的知识就会陈旧过时——难以实现保值，新的知识就无法获取——难以实现增值。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在一份题为《学会生存》的报告中，根据社会发展变革的需要，特别强调了两个基本概念：一是“终身教育”，一是“学习化社会”。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二十一世纪教育委员会又提出：“终身学习是二十一世纪的通行证”。我们要在未来的社会生存下去，就必须接受终身教育，坚持终身学习。终身学习，可以说是已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为什么这样说呢？正如刚才所讲的，时代发展太快了，知识更新太快了，一个人别说不学习，就是学习的速度跟不上时代的变化，也会成为被潮流淘汰的落伍者。那种在青少年阶段学习好就可以吃一辈子安稳饭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如何做到终身学习呢？总不能一辈子都呆在学校里或培训班里，也不能一辈子都在一个接一个地读着学位，最根本的还是要养成读书的习惯。我在《国民素质读本》一书中，将“读书习惯”列为现代人必备的一项基本素质。什么是“读书习惯”呢？我在书里有过这样一段解释：“所谓读书习惯，就是经常下意识地拿起一本书看看，一天不看，甚至一会儿不看，瘾就会发作，难受得抓耳挠腮、无所适从，只有拿起一本书时，才身心俱泰。”——也就是说，把读书作为一种生命的需求。有一位名叫高希均的美籍华人学者，就是那位提出“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的人。他写了许多关于读书的文章，非常好。他就指出，读好书是一项长期投资。
需要指出的是，企业建立学习型组织，有意识、有计划地组织全员进行终身学习，是要使个人的学习方向与企业发展战略目标一致，最终使员工与企业共同发展，取得双赢的效果。作为个人的学习，则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此，而应当着眼于自己的全面发展；所以，读书并非只是要获取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要获取人文知识，明白作为一个“人”，应该知道什么，应该关注什么，应该坚持什么，应该去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等之类的根本问题。
三、 项目管理：低投入，低风险，高产出，好感觉
企业经营的大目标确定之后，紧接着就是一个接一个的项目管理；只有通过项目管理，才能实现目标管理。例如，一个建筑企业，就是通过一个一个的建设工程项目来经营的。
在评价一个项目时，人们往往关注的是能否赚大钱，即关注的是产出；对投入估计不足，而且往往局限在资金、人力的投入上，忽略了时间的投入、机会的丧失等方面的成本；对风险的估计，也往往不够。即便是能对投入、产出和风险进行综合权衡，也往往会忽略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感觉——这里所说的感觉，就是在进行这个项目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做任何一个项目，心理都会有负担，都不会像逛公园一样轻松愉快，但程度毕竟不同。我们应该把感觉好不好也作为一个考虑的因素，作为一个砝码来权衡利弊。人，最终是生活在感觉之中；高投入、高风险和低产出，固然会影响感觉，但还有另外一些因素也会影响感觉。如果项目能赚大钱，感觉却不好，做得非常累，甚至有损于自己的人格尊严，那么宁可不做。
感觉属于心理活动，重视感觉就是重视心理因素。刚刚揭晓的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给了两位传统经济理论的挑战者。其中的丹尼尔?卡尼曼是一位心理学教授，他将心理学引入了经济学。他发现：当一个人收入增加时，就会渴望更高的收入；而这种渴望带来的是更大的不满足，于是就越感到不幸福。经济学们认为，卡尼曼的这种研究，可能会促使政府与企业主管在决策过程中考虑到心理方面的因素。
低投入、低风险、高产出、好感觉，是人们追求的理想模式。我们固然不能要求“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天底下的好事都让你一个人占了；但也不可否认，不仅理论上存在着这种理想模式，而且事实上也存在——当然，所谓“高”、“低”和“好”都是相对的。我们可以通过两种假想项目的比较来说明这个问题：有一个项目是用一个单位的投入和风险，获取两个单位的产出；另一个项目虽然产出高达20个单位，但投入和风险却高达10；虽然在这两个项目中，投入、风险与产出之间的比例都相同，都是1∶10，但其结果却很可能大不相同。因为，对一个企业来说，包括资金、时间、机会等方面的成本都是非常有限的。后一个项目由于投入大而往往债台高筑，由于时间长而失去许多机会，由于风险大而成功的概率减小。前一个项目则由于资金投入少，可以减少难度；由于周期短，可以在同样的时间多做几个这样的项目，以获得不低于后一个项目的回报，并可以随时调整项目，以捕捉更好的机遇；由于风险小，成功的概率也就相应会增大。所以，有的项目虽然能赚大钱，但投入、风险较大，对自己情绪的破坏也较大，而另外一个项目尽管赚的钱较少，但投入、风险都比较小，那么宁可选择后面一个项目去做。一般来说，只要做到投入低，风险低，感觉就不会太差；如果再能有较高的回报，那么感觉就不错了。
人生如同企业，确定了大目标后，也是通过一件事又一件事，即一个项目又一个项目来实现的；而且，做任何一件事情也是同样的道理，都要综合投入、产出、风险、感觉这四个方面的因素来权衡。如果说人生经营与企业经营在项目管理上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企业的投入和风险有时相对产出较低，但相对于一般项目还可以高一点；但人生就不同了，人生的时间资源是限的，无法再生，而且人生只有一次，不可再生，所以，低投入和低风险应该相对于人生本身来权衡。
企业经营的资金投入大了，可以去借贷，负债经营，到时候我连本带利还你就是了，而人生就不是这样。人生的负债不见得是借钱，有很多种，例如人情债就是其中一种。中国的君子一向主张“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个成本实在是太高了！有时回报得晚了，还会引起对方的不满；朋友关系、同事关系，邻里关系，乃至于亲戚关系，都有可能因此而失和。这种偿还，不像借钱一样有个数，哪怕就是加上利息也总还是有个数，但求人而发生的人情债，却难以量化；所以，轻易不要去求人。但人与人之间不可能不打交道，只是说，不要滥求人，能够用钱解决的，就不要去求人，例如，现在有了搬家公司了，你要搬家就不要再为了省钱而找人帮忙；万不得已求了人，自己心里要有个数，千万不要忘记了。
人生经营在综合考虑投入、产出、风险、感觉这四个因素时，主要应该是控制投入——目标确定之后，投入低了，风险一般也就低了，感觉也就不会太差；而控制投入，实际上就是降低成本。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学经济学其实很简单，你只要记住两个字就可以了；这两个字是什么呢？就是“成本”。所以，我在这里先重点讲一下如何降低人生成本——
降低人生成本的途径很多，例如，强化时效意识，节约时间，提高效率，争取事半功倍，可以降低时间成本；强化保健意识，自觉维护健康，不要透支生命，可以降低健康成本，等等。我这里要特别讲以下两条途径：一是要诚实做人，以降低交易成本；二是要理性做事，以降低机会成本。
先说诚实做人，以降低交易成本。所谓“交易成本”，本来是指互相交易时资金、时间等方面的投入；用在人生经营上，就不妨理解为与他人交往、合作时所付出的代价。诚实做人，不仅是道德的需要，也是降低交易成本的需要。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说“假话”和做“假事”的成本是很高的。首先，你得挖空心思编造假话，弄虚作假；说了假话、做了假事之后，还得老惦记着，不能忘记了，否则就会自己戳穿自己，出洋相；而且往往是为了圆这个谎，不得不继续说假话，继续弄虚作假……其结果，花费了很大的精力，使自己经常处于一种紧张之中，无异于作茧自缚；往往是越陷越深，欲盖弥彰，直至败露。事后不妨想想，真是何苦呢？反倒不如一开始就实事求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诚实也是简化生活最便捷的途径之一。所以，要降低做人的交易成本，首先就是尽量别弄虚作假，把自己套在里面，疲敝不堪。另外，人生还有一个“合作经营”问题，就是与他人合作共事；既要注意选择好合作伙伴，防止上当受骗，又要诚信为本，真诚面对。其实，婚姻也是一种“合作经营”——一个人一结婚，就是和另外一家“个人独资企业”合作经营了；夫妻二人财产共有，平均持股。在这种合作经营中，也同样要诚信为本，真诚面对。在美国的硅谷，许多做风险投资的人对你的项目并不关心，而是先看你的人品，人品好了就投资。
再说理性做事，以降低机会成本。所谓“机会成本”，就是指当资源（如资本、技术、劳力、时间……）改变目前的用途，投入到另一个可能性时，所能获得（或放弃）的利益。通俗地理解，机会成本就是有一得，必有一失，“鱼与熊掌，不可得兼”。例如，一个工人请了三天假去旅游，扣发工资150元；那么，这次旅游的机会成本，仅此一项就是150元。一个大学生读完大学的机会成本，就是如果不读大学的话，提前就业，几年下来可以有一笔收入；这笔收入加上读大学的花费，就是读大学在经济方面的机会成本；当然，还有其它方面的机会成本。爱情似乎也有机会成本——在大家熟知的那首“在那遥远的地方”歌曲中，有一段歌词是这样的：“我愿抛弃了财产，跟她去放羊，每天看着那粉红的小脸，和那美丽金边的衣裳。”这就是说，追求那个美丽姑娘的男主角，为了达到“每天看着那粉红的小脸，和那美丽金边的衣裳”这个目的，所付出的机会成本是“抛弃了财产，跟她去放羊”……结婚也有机会成本——你跟你所爱的人结合了，就得做出牺牲，失去部分自由，这都属于机会成本。现在有的男士把结婚证戏称为“逮捕证”，说明他已意识到这一点。总之，对任何行为，都存在一个机会成本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做出选择时，要保持理性，不能“跟着感觉走”，避免“瞎折腾”，以降低机会成本。但是，我们也要避免另外一种倾向，那就是舍不得付出机会成本。许多人一生碌碌无为，就是因为舍不得放弃机会成本，结果到老一事无成，这也是机会成本的代价。要有所得，必须有所失，要善于放弃。
在降低人生成本的同时，还要降低人生风险。中国有句古话：“不能冒险，焉能举事？”世界上没有万无一失的成功之路，要做成任何一件事都得冒一定的风险；追求成功又怕承担风险，往往就会在关键时刻失去良机。然而，绝不能去冒大的风险。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人生经不起大的挫折，正如俗话所说：“一失足跌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人的一生重要、美好的也就那么二三十年，荒废了，蹉跎了，固然可惜，但如果在这一时期冒太大的风险，一旦失败了，就悔之晚矣！更不能用自己的生命去做赌注、做抵押，去冒险。为什么呢？道理也很简单——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不能像企业倒闭可以重新注册一样，人生是无法再来一次的；所谓“获得新生”，那都是文学语言。
至于多大的风险应该冒，多大的风险不应该冒，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上面提到的北京大学登山队员遇难事件，那些大学生的冒险就是不可取的；年纪轻轻的，大学还没有毕业，生活还没有开始，就没有多大价值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有的生命之险就可以冒。前不久，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里介绍了东北一位百岁母亲，让她的儿子——一个七八十岁的退休工人，用一辆自制三轮车拉着她到全国各地旅游，已经到了广东，还准备到西藏去；老太太随身带着自己的寿衣，准备死在哪儿便埋在哪儿。这种举动风险大不大？当然大，而且要比北京大学学生的登山举动还要大，但值得。为什么呢？因为她已活了一百岁，还没有走出过自己生活的小圈子，实在是应该在生命结束之前看看外面的世界，否则太遗憾了！旅途中的风险的确很大，但冒一冒也没有什么，都活了那么大岁数了，死了也值得。我就对这母子二人的冒险举动就非常欣赏。
为了进一步说明人生成本和风险的问题，我这里想以时下大学毕业生出国留学为例——
据说，现在的大学生到了二三年级，“出国、考研”几乎成了口头语，好象谁要不折腾着出国，简直就像有什么缺陷一样。我向来认为，出国留学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能看见人家出国，自己也盲目地跟着往外跑。在出国留学的问题上，一定要进行成本、风险的综合考虑。留学成本不仅是要花一笔钱，费几年时间，也还有个机会成本问题。
有人也许会说，我出国后就不回来了！这样一来，似乎就没有机会成本的问题了；其实，一个人在国内大学毕业之后如果移民，非但仍然存在机会成本问题，而且还得冒很大的风险。一棵树要从中国要移栽到外国去，首先得做一下可行性研究，那里的气候如何、湿度如何、土壤如何？移居国外，当然无须过多考虑生活环境问题，但对于人来说，他毕竟不是树，尤其是对于一个有知识、有追求的青年来说，如果想出国定居，一定要考虑人文环境问题。一个在某种人文环境中长大的成年人，在另外一种人文环境中，不可能得到完整的幸福，总会有点什么缺憾；因为，你的一整套观念已基本上形成了，要彻底改变谈何容易！你不以为在国内这看不惯、那看不惯，听别人说国外这也好、那也好，自己亲身一试就知道个中滋味了。
1991年国务院办公厅发了一个关于留学生的文件，共9条，首次正式提出“来去自由”。我当时在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工作，参与了这个文件的起草；事先，随同原国家教委的考察团专门赴美国考察，到6个有教育机构的使领馆，广泛与各种留学生座谈，总共接触了几百人，给我的印象是有相当一部分留学生是在“死要面子活受罪”，或者是欲归不能——国内已经没有称心的位置。那些留学生最感头疼的就是融不到美国社会中去，像油和水一样，混在一起后剧烈晃荡时，似乎还能融在一起，但一静止，依然是界限分明。
并不是所有的人出国都不合适，有几种人出国的效益就很好，例如，有的人在科研上由于国内条件所限，无法突破，急需与国外的高水平机构合作，借助于人家先进的实验设备，一出去就能迅速出成果。再如，有的大学毕业生想继续深造，要是能到外国一个在相关学科领先的大学读个学位，然后再回国就业，也是不错的。还有，浙江温州一些农民，在国内很难有什么发展，连个城镇户口都上不上，出国后开个饭馆，或干点别的什么，不过几年就混出个模样了。我1997年到意大利，在他们开的饭馆吃过几顿饭，饭馆的名字都非常吓人，什么“中国饭店”、“北京饭店”，我一吃，炒的菜还不如我炒的好。但人却非常神气，口口声声要让自己的子女将来在国外受好的教育，要给家乡搞捐献，还雇着咱们的留学生为自己打工。
最近有一本新书，也许在座的有人知道，书名叫《图穷对话录——我的新东方人生咨询》，是一位名叫徐小平的人写的，我建议有着出国留学打算的人不妨一看。作者1996年从加拿大回国后，在北京新东方学校——一所著名的进行英语培训和留学咨询的学校任副校长，并从事留学咨询工作。他在这本书中，把自己6年来在留学咨询中的所见所闻写了出来，指出当前留学热中普遍存在的两个现象：一是“留学拜物教”，就是盲目崇拜出国留学，甚至把留学看作是人生的终极目标；二是“留学摸象主义”，就是对待留学像盲人摸象一样，抓住什么是什么，不去为自己的未来进行全面设计和长远打算。
我自己不仅从来没有动过心思要出国，而且连英语学习也放弃了。“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后不久，中央电视台首次教英语，我那时正担任首都机场候机楼工程的技术监督，尽管建筑工地上学习条件差，工作也非常忙，但还是买了一本书，按时坐在电视机前，像小学生一样从字母发音开始跟着学，非常认真。当时，我正利用业余时间搞工程抗震研究，并在国家一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关于工程抗震方面的科技论文；随着研究的步步深入，越来越感到外语已成为制约研究的一大障碍，因为需要参考的大部分资料都是英文，而我在中学、大学学的却是俄语。时过不久，我被选调到建设部机关，开始从政了，科研工作无法继续；于是，我就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英语学习。
到机关后，也曾有劝我说，学一学英语有好处，有时遇到个外宾呀，看个外文资料呀，出国考察呀，不会由于语言障碍而感到不方便。我想，要么就学到掌握，如果学个上海人说的“洋泾浜”，还不如不学；学到掌握的程度，得花费相当多的时间语精力；掌握了又有多大用场呢？外宾一年遇不到一回，外文资料一年也遇不到一份；至于出国，更是一年都平均不到一次，找个人翻译一下就都解决了，何必花费那么大的功夫呢？有这功夫还不如做些效益更好的事情呢！我这样说，并不是主张大家都别出国留学，更不是主张连英语也别学；相反，我主张现在的大学生和年轻的机关干部都至少应掌握一门英语，在适当的时候还应不失时机地出国留学。因为，时代不同了，现在的年轻人毕竟不像我当时一样。总之，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应该从各自的具体情况出发做出选择。
以上，我仅仅是将企业经营的三个理念运用于人生经营；对企业经营来说，除了目标管理、资产管理和项目管理之外，当然还有其它种种的管理，例如：人力资源管理、资金管理、物资管理（现在又叫“物流管理”）等等。而且，企业经营在经济学中，仅仅是一个领域；对于人生经营来说，经济学又仅仅是可借鉴的一门学问。人生经营这门学问实在是太大了！
我觉得大学不妨可以开展一下关于“人生学”的研究。1988年，黑龙江省就成立了一个“人生科学学会”，后来又成立了“人生科学研究所”；1994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人生科学学会”。相关的研究还有“人学”研究，大概是去年吧，在北京也已成立了“中国人学研究会”。另外，境外还有专门研究“生活素质”的——其实也是研究人生的；上面提到的那位高希均先生，就主持着一个名叫“明德基金会生活素质研究中心”的研究工作。
“人生学”涉及到哲学（人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现在大学开始普遍重视人文教育，其实，说到底，人文教育就是教给人做人的智慧。如果能在大学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开设这方面的选修课，那就是直接切入人文教育主题，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学校的人文教育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希望你们在座的各位校友都能思考、研究一下人生这门学问，这对任何人都是有用的，是第一等的学问；同时，也希望在座的各位校友，都能通过对人生这门学问的思考、研究，拥有一个圆满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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