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周汝昌真正走上研究红学的道路是1947年,探讨《红楼梦》的学术旅路至今,已经整整走过了62周年

                                                          周汝昌近影

        被称为“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第一人”的九旬周汝昌先生真可谓是“为芹辛苦见平生”的学人了。汝昌先生一生坎坷，20几岁双耳失聪，仅存拥有微弱听力，后来又因为用眼过度，双眼几乎达到失明程度，仅仅依靠着右眼的0.01的视力，治学数十年。现在91周岁的先生著作等身。目前，周先生的眼睛虽然已经完全不能正常阅读，但是先生头脑清晰，每天仍然坚持“盲书”写作。我们曾经数次来到北京金台路汝昌先生寓所看望先生，还是能够看见先生坚持凭借高倍放大镜贴着书稿努力工作的场面。老人勤奋的样子是格外感人的。不仅如此，周汝昌先生甚至还从2008年春天开始，款款登上了央视的《百家讲坛》，评点中国文坛四大名著，其中演讲焕发的那一种独特魅力，不是一般学人可以替代的。

        痴方能执著

        周汝昌先生说，自己应当最是一个红学的爱好者，应当最是一个痴情着迷《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人了。曹雪芹当年蜗居在西山脚下喝粥度日，艰辛写作《红楼梦》，足足花用了10年工夫。而今周汝昌研红一路更是辛苦，居然花费了60年的时光。周汝昌先生平日为了研红之业，甚至不记得自己的家人生日，可是他对于曹雪芹的生日忌日以及写作《红楼梦》日子等等，却是记得一清二楚。周汝老讲过这样的话：“痴方能执著，方能锲而不舍。方能无退，即不悔。”周汝昌研红一生，吃苦一生，却无怨无悔。

        周汝昌先生在漫漫的红学研究道路上，一直坚持认为：“知音何处不相逢。”周汝昌先生结缘红学确实很早，家庭书香环境的熏染当然重要，同时也绝不可能绕开社会生活、人际关系、亲友相助等若干因素。比方说，周汝昌先生的红学研究，跟有关人物如胡适之、俞平伯、张元济、冯雪峰、何其芳、张中行乃至邓拓这样的文坛知名大家的关系，都是相关联甚至密不可分的。

        不久前，读者读到了周汝昌先生最新大作《我与胡适先生》的时候，我们还在北京三联书店听到了周汝昌先生关于“研究红楼梦中与胡适先生的交往”的学术讲座。周汝昌在他的回忆中这样谈道：1948年6月的某一天，身为燕京大学西语系学生的周汝昌跑到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的胡适先生府上拜访。胡适先生亲自将《甲戌本石头记》递到他手里，后又托人将自己珍藏的《四松堂集》乾隆抄本，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本的《戚蓼生序本石头记》送给了当时30岁的周汝昌。于是接下来，深受感动的周汝昌一口气写成了个人的第一部研红之作《红楼梦新证》，周汝昌的这部书，是被红学界以及整个文坛誉为一部红学划时代作品的重要专著。本书于1953年9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在《我与胡适先生》中，周汝昌先生用洋洋洒洒20余万言，首次介绍和评说了胡适与红学的渊源关系。周汝昌书中这样写道：“胡适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取代了北大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一派的旧红学观点，从而创立了所谓自传说的新红学体系。”

        周汝昌先生真正走上研究红学的道路应当是1947年。这也就是说，周汝昌先生探讨《红楼梦》的学术旅路至今，已经整整走过了62周年。周汝昌从事红楼梦的研究，既属于偶然，也属于必然。什么是其中的偶然呢？周汝昌先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燕大读书的时候，他的四哥周祜昌正好读到了亚东版的《红楼梦》卷首胡适之的一篇考证文章，并且注意到了胡适之文中的某一处细节，比如敦诚与敦敏等都是曹雪芹生前最好的朋友。于是写了书信，把这些事告诉了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有心的周汝昌跑到了燕京大学图书馆翻查并且证实了这些文字记录。接下来，周汝昌还根据此况撰写了一篇关于敦敏诗集中《咏芹诗》的介绍文章，并在《民国日报》副刊发表。当时已是文化界著名学人的胡适之先生看到这文章后，当即便给燕大学生周汝昌回信切磋。这样讨论《红楼梦》书信的往来，应当该是周汝昌与胡适之关于红学研究的最初往来。

        周汝昌先生今天回忆自己的红学之路时，提到了少年对于他影响最大的人，那是周汝昌的母亲。周汝昌母亲名叫李彩凤，母亲平时就比较爱好小说《红楼梦》。周汝昌小的时候爱听故事，更是常听到自己母亲跟孩子们讲到曹雪芹的《红楼梦》。周汝昌记得母亲当时身边正好有一部古本小说《石头记》，于是少年时的周汝昌就试着自己翻看，可是开始只看了一个开头，就读不下去了，字里行间什么作者自云一大片，周汝昌那时候只是觉得，章回小说沉闷乏味看不下去。随着年龄长了，周汝昌才知道了那应当是中国正统小说的回前批，于是少年周汝昌重新开始再读《红楼梦》。周汝昌先生还记得自己从15岁上初中时，就已经能够自学作诗填词了，而且他的那些诗词格调也是出自《红楼梦》里的诗味。周汝昌记得自己的七言诗颇像葬花吟，其中小令的句法犹像柳絮诗，实际上他这个时候已经受到了《红楼梦》深层次的熏陶与感染了。

       三通遗札逃文劫

        周汝昌先生讲到了这样一件事情，早先在整理个人的旧物之际，忽然发现了俞平伯先生的遗札三通。这些珍贵书信，连周汝昌自己见到了也感到惊讶。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霜雪雨，俞平伯先生的书信是怎么幸存下来的呢？红学界早就有所谓：新红学胡适，俞平伯开山，周汝昌集大成。

        周汝昌说：俞平伯先生1963年的一封信内，答复了我提出的几个重要问题：第一是流行本后四十回究竟出谁手？第二是胡适先生倡印“程乙本”的过失。第三是有人大言“甲戌本”是个晚出的本子，理由只是上面已有了甲戌年后多年的批语。第四是愿听他对“己酉本”的看法。现在关于这些内容我都不记得了，还只是从平老的复信当中推知得的。

        对于这些珍贵的俞平伯私人信件，周汝老又发出慨叹：这些已经都是时隔数十年的文物了。那个时候，在1954年10月发起批判俞平伯运动之后，到60年代之初，关于红学讨论开始稍稍有所复苏了。这是由于我们的国家当时正好赶上了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的时刻。周汝昌与俞平伯先生的这一时期的通信论学，就是这一红学历史阶段的表现。重温旧迹，感触纷如。如今能写这一种书信的人已十分难遇了。周汝昌清晰记得，他自己与俞平伯先生见的最后一面，是在京城北海的御膳园。当时有关单位设宴招待日本红学家伊藤漱平，俞先生也被特例邀请莅临。当时周汝昌还有诗曰：“论学从来有异同，何伤交谊共研《红》。三通遗札逃文劫，字句犹存老辈风。”

        治学无止境

        现在高龄90多岁的周汝昌先生仍在工作，看书写字，继续研红。周汝昌先生如今的心情挺好的，满头银发，身型削瘦，健谈明朗，认真写作，而且大事小事都很清晰。先生由于目力不佳，所以他平日不怎么爱看电视。但是周汝昌先生的写作生活是每天必坚持的。老人不用电脑，他写东西的时候，几乎需要把脸面贴到纸上去。先生写出来的汉字常常核桃一般大小，有的时候字能够串了行，有的时候字也会交叠到一起去。周汝昌先生看报读书时候也同样花费力气，他几乎必需举着放大镜用力瞧。由于周先生左耳失聪，右耳朵需要戴上助听器才能够交流。所以我们跟周汝老讲话时候，也需要贴近他的耳朵大声讲话才可以。

        红迷们总是会以为，周汝昌老先生这一辈子工作只有研究红学，没干什么别的，其实不然，虽然周汝昌先生是以红学研究为中心的，但是他以往的工作分成三个大阶段：一是高校教书，二是出版社编辑，三是艺术研究院顾问兼研究员。周汝昌回忆说：早年时候，我在大学里工作，也就是今天的打工仔。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特意从四川大学调我，进入北京工作的，于是我来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来我又进入了中国艺术研究院。

        早在50多年前，周先生就曾与他的兄长一起，致力于将包括甲戌本、乙卯本、庚辰本、戚序本、列藏本等在内的11个《红楼梦》古文本，进行了逐字逐句比对，从而精心编选出了一个最符合曹雪芹原意的新版本。这一项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中断了。到了后来，周汝昌又在自己女儿的协助之下，继续进行着这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2006年，周汝昌汇校的上下册全整本《红楼梦》出版。他的另一部代表作《石头记会真》则堪称当今红学版本研究之最。

        周汝昌从2005年至今，就一本接着一本地写，出版了《周汝昌梦解红楼》、《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定是红楼梦里人》、《红楼十二钗》等等。周汝昌先生的学术之路上有着太多传奇般的迷人故事，先生每一本著作里面，都有着属于红学人物与著者内心的双重世界。周汝昌先生从事红学研究的主脉大致可以用4字进行涵括：梦里乾坤。所谓梦里乾坤也就是先生用一生为之付出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