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到这里来，是以一个方志敏的崇拜者、方志敏题材文艺作品的创作者的身份来讲的。我所讲的，还称不上是什么研究成果，只是在研究国民素质的基础上，对应该如何发掘、提炼和宣扬方志敏精神的一点心得。

        我和在座的许多同龄人一样，都是在学生时代就读过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与《清贫》；从那时起，就在我的心目中树立起了方志敏的英雄形象。“文化大革命”后，我开始创作并于1987年出版了反映方志敏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长篇小说《血染东南》，对方志敏的生平事迹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但真正思考方志敏精神，还是在去年成立方志敏研究会，应邀担任研究会的顾问之后。

        去年7月，我出差到南昌期间，方志敏研究会的常务副会长和秘书长特地从上饶赶来，与方志敏的女儿方梅一起来找我，就如何开展对方志敏的研究，征求我的意见。我告诉他们，应放在方志敏精神的研究上。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时代不同了，而且时代还在不断地发展。对方志敏的军事思想、政权建设思想，乃至于经济建设思想（我不久前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文章，里面介绍说，方志敏领导的根据地早在1932年就发行过股票），不是说不要去研究，而是说，我们的研究重点也应与时俱进，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方志敏精神应该说是很丰富的。我们以往较多地宣传的是他对共产主义的忠诚，他的爱国主义情怀，他的视死如归和他的清贫廉洁，等等。我认为，方志敏不仅是共产党人的楷模，也是人民公仆的楷模，是知识分子的楷模；归根结底，是做人的楷模。一个人无论做官也好，做学问也好，做生意也好，首先得把人做好；只有先把人做好了，才能把其它事情真正做好。方志敏就是先把人做好了，所以，他就把共产党员做好了，把人民公仆做好了，同时，也把文章也做好了。他的《可爱的中国》、《清贫》这些传世名篇，不是一般的文人能写得出的；在他优美的文字中间，流露的是高尚的人格。

        什么是方志敏精神呢？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如何发掘、提炼和宣扬方志敏精神呢？我认为，方志敏精神应该满足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

        “方志敏精神”的发掘，应该着眼于他的精神世界中那些能流传千古的，能为全人类所认同的东西；也就是说，要发掘那些跨时代、跨地域的东西。在中国历史上，岳飞历来是为人们所公认的爱国主义民族英雄，从封建社会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认为的，并没有因为他所效忠的是封建王朝；而且，不仅在中国，即便是在全世界的华人圈内，也都是如此。这就是说，岳飞精神，即爱国主义精神是跨时代、跨地域的。我们现在就应该从方志敏身上发掘出这种跨时代、跨地域的东西；不能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地域的不同，而使他的光辉有所减弱。我这样说，并非是要着意拔高方志敏，而是因为在他的身上，的确有着跨时代、跨地域的优秀品质。

        “方志敏精神”的提炼，不要媚俗，不要趋时，应该借鉴“古为今用”的原则，为我们正在进行和以后永远要从事的现代化事业所需要。我们现在已不是战争年代，而是和平建设年代。新的事业对我们的国民，对我们的知识分子，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应该根据现代化事业的需要，从方志敏精神世界中发掘、提炼出能为今天所用，尤其是为今天所稀缺的东西。

        “方志敏精神”的宣扬，不要求全，求全则失去特色，也失去价值。方志敏身上有些优秀的东西，如爱国主义，尽管的确存在，同时也为今天所稀缺，但爱国主义英雄历朝历代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已经有了人所公认的典型，如刚才提到的民族英雄岳飞，所以就不宜再提了。另外，“方志敏精神”的表述还应该准确、简洁，不要落俗套，说些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套话”；也不要一说一大串，大家记不住，也不便流传。

        那么，“方志敏精神”到底应该如何发掘、提炼和宣扬呢？这就需要在座的诸位同仁，尤其是多年从事方志敏研究的专家研究了。这里，我可以先说一点自己的思考心得，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我觉得，“方志敏精神”可以用两句话、六个字来表述，这就是“重精神，重操守”。

        先说“重精神”——

        近年来，我一直在研究国民素质。我将国民素质分为八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人格素质”，第二个就是“精神素质”。精神，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毛主席说过的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几句话却至今仍常常被人们所引用，其中有一句就是：“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人，之所以区别于其它动物，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动物只有物质的需求，而人这种高级动物，还有精神的追求。我国古代士人有着追求精神满足、向往崇高境界的优良传统，主张在物质生活基本满足的情况下，把道德理想的实现看作是人生诸种需要中一种最高层次的需要；甚至在物质欠缺的情况下，也不放弃这种精神追求。孔子就说过：“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也就是说，一个有道德理想的人，即便是在没有实现温饱的情况下，也应该坚持对学业的追求。孔子还对他的弟子颜回这样赞不绝口：“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目前在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出现失衡，形成了一种重物质、轻精神的倾向。尽管他们的物质生活相当富裕，在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也并不低，但精神生活却仍然摆脱不了空虚。有的发达国家的人士自嘲地说，我们的一生是在不断追求新型汽车之中度过的。这些国家的有识之士已认识到，人的欲望永无止境，高消费永远不能使人满足；而且，高消费也不等于快活，最终带来的只能是精神上的空虚——试图用物质的东西去满足实质上是社会的、心理的和精神上的需要，自然是徒劳的。近年来，在美国开始流行“简单生活”，就是一个例证。

        人，最终是生活在感觉之中。有的人不缺钱花，但精神空虚，甚至感到痛苦；有的人仅仅收支平衡，但心理也平衡，甚至还过得其乐融融。物质生活上的高消费，也许会给人带来一种“花得痛快”的精神享受，但正如吸毒给人带来的快感一样，转眼皆空，而且还需要有不断的、越来越强烈的刺激，真是“不丧身家不肯罢”。 我们固然不应该拒绝物质生活的享受和提高，但更应追求丰富、高尚的精神生活；这样，才会真正生活在美好的感觉之中。

        方志敏的“重精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他重精神、轻物质，有着丰富的精神生活。

        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中，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话：“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稀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稀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稀罕舒适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窠似的住所！不稀罕闲逸，宁愿一天做十六点钟工的劳苦！不稀罕富裕，宁愿困穷！不怕饥饿，不怕寒冷，不怕危险，不怕困难。屈辱，痛苦，一切难于忍受的生活，我都能忍受下去！”方志敏的这段话，集中表现了他的重精神、轻物质。江主席近年来在一次讲话中，曾引用过这段话，并特别说明：“我讲这一段话，绝不是说要大家去过方志敏所说的那种生活，而是说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有这样一种精神，这样一种浩然正气。”

        方志敏临刑前在给同志们的信中，还写过这样一段话：“我流血的地方或我痤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可视为我的精神寄托吧！在微风中吹拂中，如果那朵花上下点头，那可视为我在向中华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致以革命的敬礼！如果那朵花左右摇摆，那就视为我在提劲儿唱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这种发自肺腑的语言是何等的感人啊！只有非常注重精神的人，才会在临刑前发出这样的心声。

        方志敏其它方面的精神生活也非常丰富，他是一个文化素养很高的人。关于这一点，我在《血染东南》一书中曾有过描写，并提到过他自拟的一副对联：上联是“心有三爱奇书骏马佳山水”，下联是“园载四物青松翠竹白梅兰”。我昨天到武夷山市，才知道我们住的宾馆对面的“列宁公园”，就是方志敏当年创建的；这个公园当时一方面供老百姓休憩游览，另一方面供红军活动操练。以前，我只知道他在江西横峰县的葛源镇曾创建过一个“列宁公园”，不知道在闽北当时的这个名为“崇安”的小县城中，居然也建有一个“列宁公园”。大家都知道，红军时代是多么的艰苦呀，而方志敏居然有这种闲情逸致，在四面包围、炮火纷飞的崇山峻岭之中建公园。据说，他的这一做法曾受到当时的上海中央批评，说他“偏安一隅”；岂不知，这正是方志敏注重群众精神生活的可贵表现。

        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一件史实。二战后期，德国已是一片废墟。有个美国人潜入德国，在一次空袭中躲入防空洞，发现有个德国人在防空洞里摆设了一盆鲜花。这个美国人感到非常震惊——德国人居然这样热爱生活！于是，他向美国惊呼：德国是个了不起的民族，他们会很快在战后崛起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个美国人的预言。

        我们是在两个世界里生活的：一个是物质的世界，一个是精神的世界。然而，我们平时在谈论到生活的好坏时，却往往只是指物质生活，而忽略了精神生活。不可想象一个不注重精神生活的人，会有什么理想追求；只有精神生活丰富的人，才能谈得上理想追求。

        方志敏“重精神”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他崇尚理想。

        我在2000年出版的《国民素质读本》一书中，根据现代化对人的要求，将现代人必备素质分解为50项。在精神素质里，第一项就是“理想”。理想，是一个人对未来的希望和向往，是精神生活的核心，是人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也是一个人自我实现的需要。

        方志敏不仅有着丰富的精神生活，而且还有着不懈的理想追求——可以称得上是个理想主义者。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一书中所流露出的对祖国前途、人民命运关注的殷殷之情，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方志敏早在学生阶段，就确立了自己的理想；在以后漫长的革命实践中，一直是为着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的，最后也是为着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

        方志敏的崇尚理想，不仅表现在他叱咤风云的戎马生涯之中，而且也表现在他遭受失败而被捕入狱之后。一个真正有理想、有精神追求的人，都是为希望而活着。他们胜利了，还继续前进，因为有新的目标在招引他们；他们失败了，也不会从此就消沉，而是透过失败看到前方的光明，重新鼓足勇气前进。许多为胜利而活着的人，一遭遇失败就垂头丧气，颓废绝望；而一旦胜利了，也就会躺下不走了。方志敏在狱中面临死亡，没有悲观，没有气馁，而是在不断地思考，不断地写作，为把文稿送出监狱，为能越狱生存而做着种种的努力。他在狱中还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时代在发展，我们不能强求人们都有着同一个理想追求。一个人的理想追求只有与人类的利益一致，才能显现出自身的价值；只有与时代发展的潮流一致，才能得以实现。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下，知识分子是社会的先知先觉，应该树立起高尚的理想；而要树立起高尚的理想，必须首先具备人文精神，即具备关注人生真谛和人类命运的理性态度，包括对理想、信仰和自我实现的执著，对人格、个性和主体精神的高扬，对生命、死亡和生存意义的追问，以及对自由、平等和做人尊严的渴望。

        下面，再说“重操守”——

        我在《国民素质读本》一书中的精神素质里，第一项是“理想”，第二项就是“节操”。节操可以理解为气节、操守，就是对理想坚定不移，并勇于为之做出牺牲的精神。朱总理今年年初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就有这样一句话：“诚信为本，操守为重”。

        注重操守，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孔子提倡“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就是说，志士仁人，为了捍卫真理，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在真理与生命之间进行比较，真理更重要。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宋代罗大江的“富贵何足求，节操为可尚”，以及流传颇广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和“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都是这种精神的传承。

        注重操守，也是历代仁人志士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打开历史，这种讲气节、重操守的事例不胜枚举。近代的谭嗣同是有操守的人。谭嗣同参与变法维新，失败后，面临被捕的危险；当其他同志相继离京，友人苦劝其东渡日本时，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当代的马寅初是有操守的人。19世纪50年代初，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倡议控制人口增长，以求与经济协调发展，遭到了有组织的批判。面对批判，他仍然坚持己见，公开发表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一个有操守的人，往往都要为自己的理想付出沉重的代价——谭嗣同追求国家的昌盛，被杀；马寅初追求学术的尊严，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他们都为自己的理想追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同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一样，这实在是一个无法避免的缺陷——谁让我们生而为人，而不生而为动物呢？我们既然生而为人，就必须为尊严、理想此类精神的追求付出代价。我们为自己的理想付出代价的过程，也是体味人生乐趣的过程，而这，却是任何别的动物所无法享受到的。

        时光流逝，谭嗣同和马寅初所处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然而，为了历史的真实，为了国家的昌盛，为了学术的尊严，甚至是为了科学地解释自然现象，一些坚持操守的者还会前仆后继地做出牺牲；这种牺牲，也许是名誉，也许是地位，也许是自由，也许是财富，也许就是生命……

        方志敏的“重操守”，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他的“宁死不屈”。

        方志敏被捕后在狱中写道：“法西斯匪徒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坚硬的。”方志敏在生与死的抉择中，抛弃了苟且偷生，选择了壮烈赴死，用宝贵的生命殉了他更为珍重的理想。

        方志敏入狱后，一批又一批的政客、故交、老师、同学充当说客，有的劝之以人生之道，有的许之以高官厚禄，有的动之以亲友之情，然而都不能动摇他的信仰。他说：“我方志敏不爱爵位！也不爱金钱！”

        一个人有理想并不难，难的是在理想与现实不相容时，能否坚持，也就是有没有操守；如果没有操守，理想往往就难以实现。现实生活中有许多树立了崇高理想的人，都是经受不住现实中的残酷与诱惑，终于退缩了。我们如果想做一个真正的人，就应该在追求理想的同时坚持操守，切不可学得乖巧油滑、看风使舵，不肯为精神的东西做出牺牲。

        完成任何一项事业，都需要有一大批理想主义者为之奋斗；尤其是在遇到挫折困难的时候，在面临金钱、荣誉等种种诱惑的时候，更是要有操守，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追求，去做反复无常的小人。

        遗憾的是，现在有许多人，尤其是作为社会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的理想追求，没有自己坚守的精神阵地，人云亦云，在世俗潮流中随波逐流，甚至是同流合污。

        方志敏“重操守”的第二个方面，是他的“宁贫不贪”。

        方志敏在《清贫》一文中开篇就写道：“清贫、洁白和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他所倡导的“清贫、洁白和朴素的生活”，在今天乃至于今后，在中国乃至于世界，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他并不是鼓励人们永远安于清贫的生活，而是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读过《清贫》的人都记得，方志敏被捕后，两个国民党士兵本以为可以从他身上搜出一千或八百大洋发个意外之财，然而却只从他身上搜出一块表和一支笔，连一个铜板也没有。方志敏并非是没有那种发财的机会，正如他在这篇文章中所说：“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地用之于革命事业。”

        方志敏青少年念书的学费一直靠父母借贷；参加革命后，家里被抢掠、火烧过十多次。当他担任信江苏维埃主席后，母亲迫于生计，有一次在别人的劝导下去向儿子要钱。方志敏告诉她说：“姆妈，我是当主席，可当的是穷人的主席，哪里是官？饷银嘛，将来会发，现在没得发。信江苏维埃刚建立，革命才有个头，我们每人的饭钿才七分呢！”当方志敏的婶婶们来向他要钱买盐时，他说：“我管的花边不少，几十万几百万也有，不过都是革命的花边，一个铜板也动不得。要是我拿革命的花边来给婶婶们买盐，这穷人的主席我还当得？”

        我们当年的革命为什么能胜利？没有这种方志敏精神是不可能的。同样，我们眼下所进行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与当年的革命一样，也需要方志敏这样的仁人志士为之奋斗。如果领导改革的人自己先借机捞一把，这场改革注定要失败；任何事业也都是同样——如果领导事业的人没有这种方志敏精神，那种事业也同样是注定要失败的。

        方志敏所处的时代，已经过去多半个世纪了！我们现在坐的这个礼堂，布置得这样好，还有空调；我们所吃的饭，已是有酒有肉；我们往窗外看去，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可以说，方志敏他们那一代人所期盼的，也不过就是这个样子。然而，我们距离现代化，距离发达国家，还有着不小的距离。我们要缩小这个差距，没有方志敏精神，是绝不可能达到的！我们现实生活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都与这种精神的缺失有着直接、间接的联系。

        我坚信：“重精神，重操守”的方志敏精神，是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的，是我们这个时代尤其需要的。希望在座的研究会同仁们，能为方志敏精神的发掘、提炼和宣扬，集思广益，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