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次来长沙，本来是应第十届全国书市邀请，为《观念枷锁》一书签名售书，并与长沙市新华书店读者俱乐部成员座谈的；到长沙后，临时接到几个单位邀请让去讲一讲，我最后只选择了党校。你们都是全省各地的县团级中青年干部，有县委书记、县长，还有省直机关的处级干部；你们的观念正确与否，实在是太重要了！

        据介绍，你们都已看过我前年出版的《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但只有约半数的人看过我去年出版的《观念枷锁》一书。这两本书最好能结合起来看，因为《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主要是列举国民素质的缺陷，而《观念枷锁》一书则从观念层面追溯了缺陷的根源。

        我在《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的最后一章里，曾以“缺陷之根源：教育”为题，从教育上追溯了国民素质缺陷的根源；但时过不久就发现，教育只不过是外因，而内因不是别的，就是观念。有的人学历挺高，甚至还有着高级职称，但观念陈旧，与现代化格格不入；而有些没有什么学历的人，例如一些沿海地区的农民，却善于接受新事物，观念也新。你们说，哪一种人的现代化程度高呢？依我看，还是后一种人更接近“现代人”。 所以，我在《观念枷锁》一书中，便将“观念：国民素质的核心”这句话作为前言的标题。

        大家都知道，现代化的蓝图已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我们国家到下个世纪中叶，要基本实现现代化。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已向世人昭示：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关键——封闭落后地区的能工巧匠，无论如何也建造不起都市里的高楼大厦。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还向世人昭示：观念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标志——中东石油输出国那些开着罗尔斯－罗伊斯高级轿车放牧骆驼的文盲牧人，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已现代化。

        人的现代化，并不是社会上一度流传的“会电脑、会英语、会开车、会跳舞”那样，仅仅局限于某些现代技能的掌握；也不是在现代化社会的生活经历，或在某一学科的领先地位；更不是“西服、皮鞋、大哥大”或“牛仔裤、披肩发”那样，在生活上达到时尚。人的现代化，主要是观念的现代化，即价值尺度、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感情方式等文化心理方面的现代化。

        西方学者在研究人的现代化的同时，提出了各种版本的“现代人基本特征”。无论是哪一种版本，都主要着眼于人的观念——它不仅直接支配着人的主要行为，还间接影响着人的其它行为。由于每个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过程都带有自身的特点，因而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现代人基本特征也略有不同。根据各种关于现代人的理论，结合我国的实际，我个人认为，“中国现代人”应具备以下12项基本特征：

        1．具有主体意识，不依附于他人或单位。

        2．崇尚民主法制，具有社会责任感，主动参与社会事务。

        3．重视精神生活，自觉地追求美。

        4．思维活跃，具有创新精神。

        5．能自省，勇于自我解剖、自我批判、自我超越。

        6．不因循守旧，不满足现状，具有进取精神和竞争意识

        7．眼界开阔，心灵开放，乐于接受新事物，不断补充新知识

        8，崇尚科学，实事求是，不迷信书本，、不慑服权威。

        9．具有道德约束力，富于爱心。

        10．具有环境生态意识，能造福后人。

        11．讲求效率，重视技能，具有敬业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

        12．重视生命质量，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平衡的心理状态。

        上述关于“中国现代人”的描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它是一个正在形成着的概念和正在塑造着的形象；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现代人”的基本特征一直着眼于观念，其演进也一直立足于观念的改革。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与文化源远流长，未曾发生过中断，这就使得中国具备了一个典型传统社会的品格；中国又是一个有过两千年封建制度的社会，推翻封建制度不到一个世纪，对于封建主义的流毒又一直未能彻底肃清；中国，在近半个世纪里还经历了极左思潮的浸染和计划经济的扭曲。来自于上述传统文化、封建主义、极左思潮和计划经济这四个方面的影响，铸成了国民头脑中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陈旧、错误观念。

        这些陈旧、错误的观念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都在一些流行语中有所反映；在这些流行语中，有不少是长期以来广泛流行的俗语民谚——不然，怎么会成为一种观念呢？下面，我就借用这些流行语，一一列举这些观念。

        “传统轻易不能丢”——我们的国民对于“传统”二字有着一种深深的偏爱，总以为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传统是第一流的。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传统简直就像血统一样的重要；好像丢了传统，就是变了种，断了根，中国人便不再是“中国人”。抱着“传统轻易不能丢”这种观念的人，对于历来如此的东西，有一种深深的信任，认为一改变经过前人屡试不爽的规矩就可能出乱子；对于习以为常的东西，有一种深深的惰性，觉得改变驾轻就熟的东西就又得重新去熟悉，还不如按照老规矩稳当。他们往往以“古已有之”为由，曲解、蔑视并进而抵制新事物，“守其所已知，拒其所未闻”。鲁迅在说到中国人“合群的爱国的自大”时，曾举其所云：“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上似乎已没有任何事物需要去深入探索和重新认识，一切都被先贤前哲们写进了那些经史子集之中，后人只要照章行事就是了。对于外来文化，他们总本能地有一种心理上的隔阂与疏远，视为浅薄和谬误而予以摈弃。因此，不管世界上流行、推崇什么新事物，总有那么一些崇古者急忙在故纸堆中一阵翻检，然后就像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一样，引经据典地向世人宣布：我们老祖宗那里早就有了!

        “关起门来都能过”——中国长期的小农经济，导致了个人和社会的封闭。“万事不求人”、“好出门不如歹在家”、“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穷窝”等之类的俗谚，足以反映出这种封闭心态。中国人轻易不肯背井离乡，更不肯举家迁徙、闯荡世界。有一位诗人曾这样形容中国人：“钉住在一块土地上，好像一棵树：吸水、开花、结果，枯萎了归于脚下的黄土。”还有一些人从爱国主义的良好愿望出发，以“外国的月亮并不比中国的圆”为借口，盲目排外，将崇洋与媚外混为一谈，动不动就给别人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

        “咱草民一个”——在这种草民心态的支配下，如同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所说的“不识为主人、不敢为主人、不能为主人”，面对“主人”二字，怎么也想不到它就代表着自己；面对公仆，坐着不舒服，站着倒自在；面对自己的权力，不知道该如何行使。在这种草民心态的支配下，还甘于平庸，无所作为。有一首歌颂“小草”的流行歌曲，就是这种心理的泄露。

        “当官要为民作主”——时至今日，许多官员仍然以救世主自居。许多老百姓仍然一味等待上面给任命一位清官，然后把自己的命运拱手交给他，让其为民作主，而不充分运用法律所赋予的选择、监督官员的权力；他们认识不到民主不是什么人为民作主，而是由人民自己作主。近年来，在某些地方还一度流行过一首《廉政歌》，歌词里就有一句“为民办事为民作主”。这足以说明“当官要为民作主”的观念，还牢牢地根植于相当一部分国民的头脑里。歌词的作者一个人有这样的观念倒也罢了，问题是居然能有那么多的人随声附和，甚至推广炒作，使其流行一时，就不得不令人感到忧虑了！

        “官高民一等”——拜官主义，即崇拜做官，以官为本位的思想，作为传统文化和封建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附着在官本位的封建等级制残余上，一直流传至今。读书做官，现在依然是许多读书人的追求。尽管在宣传上再三地说“行行出状元”，而且还把做官说成是当公仆——简直是低人一等，但人们的观念实际上却不是这样。“要注意从知识分子中提拔领导干部”这句话，一度见诸于各种报刊，成为人们在各种场合都可以脱口而出的专用语；以至于高级工程师被任命为科长、教授被任命为系主任，都被称之为“提起来了”一—这种“提拔”的说法，本身就不自觉地落人了官高民一等的拜官主义窠臼。

        “民主不适合目前的国情”——20世纪80年代末，“新权威主义”在中国曾流行一时，其基本观点是：我国的国民素质低下，不会使用民主，要想迅速实现现代化，必须依赖于一个强有力的权威，即领导者的个人权威；应先实现经济的飞跃，然后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进程。持这种理论的人士，从主观上诚然也是想推进改革，而且并不敌视民主，只是认为民主不适合目前的国情。“新权威主义”在我国的流行，说明在我们的国民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抱有这种观念。

        “法治要和人治结合起来”——现在已没有人再主张人治了，然而却有不少人认为法治要和人治结合起来。这种对于人治的偏好，不仅表现为个人的以权压法、以言代法，而且还表现为不重视程序，甚至对某些个人违反程序的行为还津津乐道，传为美谈。各级政府所制定的朝令夕改、灵活多变的政策，实际作用往往要大于法律，其中有的甚至与法律相抵触；这种“行政权力至上”的做法，其实就是政府的以权压法，以政策压法，这也是崇尚人治的一种表现。

        “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目前在城市里，许多有单位的人仍然是抱着这种旧观念，一味依赖所在单位。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一些经营管理不善、生产技术落后的企业面临困境，有的甚至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致使大批职工下岗。国家虽然对再就业非常重视，但依然存在着下岗职工再就业难的问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许多职工长期以来在传统单位体制下养成的“等、靠、要”思想严重。 “有饭大家吃”——我们国民的头脑中还普遍存在着一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宁可大家一起受穷，也不愿意看到别人，尤其是周围的人先富起来，哪怕是自己比原来也改善了一点。这种人往往是自己富不了，却要极尽嘲弄、打击之能事，把致富者搞臭，或者是抱着“吃大户”、“杀富济贫”的卑劣心态，千方百计地去“共产”人家。

        “知足常乐”——我们的国民对于生活中的任何遭遇，几乎都能发现值得为之快乐的东西；甚至在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乃至于天灾人祸时，也能用诸如“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幸中之大幸”，以及“破财消灾”之类的说法去自我解脱，劝慰他人。考试没有考好——“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还有人分数不如我高呢；出工伤事故被砸破了脑袋——真是“不幸中之大幸”，捡了一条命回来；被小偷偷了钱包——“破财消灾”，说不上是什么灾难让我给躲过去了……总而言之，都是通过降低自身的追求目标，或者只与低水平的参照系作比较，来求得心理平衡，获取满足感。抱着这种观念的人，不仅自欺欺人地自得其乐，而且不求进取，不去竞争，更谈不上去冒险。

        “精神不如实惠”——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人们普遍地轻精神生活，重物质生活。统计资料表明：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家庭年人均精神文化生活消费支出(包括文化娱乐用品、书报杂志、文化服务)，占全部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在精神文化生活消费支出中，娱乐性的消费支出大大高于发展性、智力性的消费。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人们不再看重荣誉、安慰等之类精神上的东西，而是唯利是图，追求物质利益。例如，奖励给一个杯子，这叫“实惠”；评上一次先进，而这种评比又与提升工资等之类物质利益无关，就叫“不实惠”。又如，生病后别人送来一篮水果，能吃进肚子里，这叫“实惠”；送去一束鲜花，只能看一看，就叫“不实惠”。

        “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说假话之类的弄虚作假之所以屡禁不绝，从观念上来追溯，根源之一就是传统文化中的“以善伤真”，即为了某个信仰中的价值目标，隐瞒甚至歪曲与其不一致的客观事实。《论语》里就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编《春秋》，也是“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这种“以善伤真’’的劣根性，一直延续到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以及现在仍然存在虚报产量、虚假宣传等之类的种种弄虚作假。

        “重名轻实”——形式主义之所以屡禁不绝，从观念上来追溯，根源之一就是传统文化中的“重名轻实”。形式主义和说假话一样，都是一种弄虚作假，只不过不是以假代真，而是以假饰真。现实生活中的“表面文章”、“花架子”和“好大喜功”，都是形式主义的表现。

        “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一谈及公德，人们往往只注意到公共秩序、公共卫生、公共财产和公共设施等，而对人们所共有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却漠然视之，认为那是更加“公共”的东西，“公共”得可以任意破坏践踏。岂不知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虽然是天造地设，并非人工所为，但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公共财产和公共设施”；对它的破坏践踏和肆意消耗，势必会给人类自身带来灾难。近年来，随着国家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日益重视和国民相关意识的不断增强，我国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已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是，由于我们国民的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对大自然的掠夺式的索取仍在继续。

        “官不修衙，客不修店”——在这种观念的情况下，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对于许多荫及子孙、造福后人的事情，没有人愿意去干这种“无利生意”，去当这种“无名英雄”。与此同时，则是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泛滥成灾善；而在形形色色的短期行为中，危害最大的莫过于社会组织者的短期行为。对于“官”来说，不去“修衙”，从另外一层意思说还是一种应该提倡的行为；问题是连“修路搭桥”的事情也不干，“新官上任三把火”，把前任留下的“柴禾”统统烧个干净，甚至在离任之前还要把本可留给后任的“青苗”也铲个一干二净。

        ……

        此外，盘踞在我们国民头脑里还有着其它种种的陈旧、错误观念，如“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更可怕”、“‘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人情大于王法”、“法不责众”、“屈死不告状”、“人算不如天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善受人欺，马善被人骑”，等等。 上述这些盘踞在我们国民头脑里的陈旧、错误观念，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犹如沉重的枷锁束缚住国民的手脚，扼杀着国民的聪明才智，严重阻碍着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的进程。人们不仅以这种陈旧、错误的观念自我评价、自我约束，还以这种陈旧、错误的观念评价他人、约束他人。改革开放以来，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和出现的许多失误，无不与来自于这些观念的阻力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之所以举步维艰，就是因为国民素质低下；而国民素质低下的主要表现，就是观念陈旧、落后。正如以研究现代化而闻名于世的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所说：“传统人所拥有的品质使他们容忍或安于不良的现状，终身固守在现时所处的地位和境况中而不求变革。那些陈腐过时的、常常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制度就暗暗地靠着这些传统的人格性质，长久顽固地延续下去，死死抓住人们。要冲破这个牢固的束缚，就必须要求人们在精神上变得现代化起来，形成现代的态度、价值观、思想和行为方式，并把这些熔铸在他们的基本人格之中。”

        本世纪初，作为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五四运动，将现代化推到了人的观念层；然而，由于五四运动自身的缺陷和社会原因，没有能将这场观念变革顺利地进展下去。时至今日，我们国民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依然还是启蒙。启蒙，并非只适宜于牙牙学语的幼儿，同样也适于一些受过高等教育、身居高位的国民。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民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启蒙的过程。

        你们能在繁忙的公务之中到党校来学习，的确“来之不易”；要使得学习富有成效，一定要着眼于变革观念——用句老话来说，就是“改造思想”。只不过这种改造，不是在以前极左思潮泛滥时的扭曲，而是要使自己的思想观念更接近现代化。

        观念一变天地宽——只要诸位的观念对头了，就会光明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