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进入新时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浩然处于“与农民共反思”的阶段。他给自己制订的“戒律”是严格的，所谓：“甘于寂寞，安于贫困，深入农村，埋头苦写。”

        2月20日，作家浩然在北京辞世，享年76岁。他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等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巨量发行，是当时唯一可以大批出版作品的作家，“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那“一个作家”，说的就是他。浩然的逝世，勾起了不少人对那个时代的文学记忆，引起了诸多回忆和思考。

        浩然与我们这个时代的悲悯

        浩然去世了，一个卧床数年的老者逝去了。这样一个人物的逝去，无论如何都是一件让人叹息的事情。无论是”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风云前传；还是遭遇非议甚至攻击，却自认“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的边缘余生，浩然都是我们在叙述那个时代时无法绕过的标志。当代中国的人民，即便不知道浩然其人，谁又不知道《金光大道》和《艳阳天》呢？

        在这里，我无意评判逝者浩然的文学——那样的政治写真政策图解，某种程度上早已经溢出了“文学”。“一个作家”如此，“八个样板戏”同样如此。

        与文学相比，我更愿意关注这个人的命运感。

        很多文学界人士都称道浩然的人品，认为他还是在人生的大起大落中，把握住了自己，本性没变，殊为不易；并归因于其“朴实的农民底子”。或许也因为这种“本色”，繁华褪尽后的浩然，如果没有后来的忍不住沉默，其实还是过得去的。1998年，浩然接受媒体访问时的一些表述，再度把他推向了问责的祭台，他宣称，从未为《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后悔，反引以为骄傲；还宣称，对社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他甚至说，我想我是一个奇迹，亘古从未出现的奇迹。

        这样高调、骄傲的表达等于把自己变成了草船借箭的靶子，当然引来文化界相当的矢镞。检阅浩然此前的人生轨迹，类似的高调和骄傲其实是一以贯之的。以浩然的阅历，不可能不知道这样表达可能招致的后果，但他还是说了。或许很多人都忘记了，那句用来赞美浩然的所谓“朴实的农民底子”，尚有另外一种精神底色，那就是执拗。

        作家陈建功曾经这样总结，中国作家有个普遍的毛病，就是对人的看法缺乏超度，缺乏更高层次的大悲悯。……因为这种“缺失”，我们的文学在观照现实的时候，永远缺乏心灵穿透的力量，缺乏悲天悯人的情怀，缺乏对现实的永恒的引导。

        那样的时代那样的意识形态那样的社会生活，没有这个“浩然”，必然会出现另外一个“浩然”。再说一句诛心的话，那个时代，排着队希望顶替浩然的作家，大概也大有人在呢。其实，我也无意为什么人开脱；我只是强调，我们这一代人在最应该获得文学滋养的时候，我们面对的都是些什么样的精神产品。……

        逝者已矣。那些围绕着浩然而存在的话题大概会在重新记起的短暂井喷之后，真正消停下来。也该消停下来了，中国文学需要补习的内容太多，需要关照的人和事也太多，逝者走好。唯愿在这个文学越来越疏远心灵的时代，这样一个曾经“有井水处便有君”的人物不会仅仅具有文本的研究价值；也不要因为这种文本价值，而过分夸大了人的命运感；更不要因为文学和政治的莫名其妙的某些牵连，而连带着使这个人物的面目都模糊起来了。

        浩然，“十七年文学”的最后一个歌者

        一大清早朋友来电，说浩然去世了。我默然，却不甚意外，因为我知道他处于半植物人状态已有几年。但我总觉得浩然的离去和别人不一样，他更能勾起历史记忆，让我想到当代中国文学史的曲折坎坷，酸甜苦辣，想到时代、历史、教训、观念、反思等等词儿，想到一个作家的创作生命与一个时代的文学的沉浮，曾经如此紧密地连结在一起。

        “文革”的霹雳狂风爆发的一瞬，他的多卷本长篇小说《艳阳天》正好出齐，历史便借这位当时还很年轻的作家之手，给“十七年文学”画了句号。随后，作为作家个体，在别人被剥夺了写作权利后他还在“歌唱”，但《艳阳天》毕竟是“十七年文学”的幕终之曲。文革过后，浩然仍勤奋多产，然而，飓风既息，田园已非，终究别是一番景象了。

        浩然一度是个独特的痛苦者、被抛离轨道的彷徨者，走着一条比别人更加艰难的扬弃重负，战胜自我的路。我们不能不冷静地看到，“文革”之变给浩然带来了比别人更沉重的负担，留下更多的创作痛苦的种子。在风雨如磐的多事之秋，众人的喉头已经喑哑，他还在用旧的旋律勉力歌唱着；作为“十七年文学”的最后一个歌手，当这一畸形的文学形态被愈益推上了“左”的极端时，承传旧制的重任交给他，起死回生的奢望寄托于他，虚假颂扬的任务催迫他，他实在是不堪重负了。他曾写到：“一九七六年的春寒时节……忽然间，有那么一个冷风呼啸的深夜，我凄凉地感到自己的艺术生命的旺盛期过去了。当时正在壮年的我，终日里把大半精力消耗在忧国、忧民、忧己的苦闷与自危、自卫上面，把主要的时间支付给政治活动、迎送外宾的奔忙上面，这哪里还像个作家呢?”此处的真诚也许无可怀疑。……直到新时期文学的开端，中国文坛已开始了深刻、巨大的裂变，浩然似乎仍然陷溺在困惑迷惘中。他曾想在不根本改变他的旧观念体系的前提下，凭借他原先丰厚的生活累积，凭借他健举的艺术个性，来找回创作青春。他没有意识到，生活积累对创作来说固然是至关重要的，但在历史大转折的关头，倘若不能用新的思想观念冲破积久的模式，那旧的主体浸润过的“生活”反倒会成为沉重的负累。在这样的时候，甚至可以说，有多少新思想，才会有多少新生活。

         ……

        在进入新时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浩然处于“与农民共反思”的阶段。他给自己制订的“戒律”是严格的，所谓：“甘于寂寞，安于贫困，深入农村，埋头苦写。”他的确不贪恋大城市的热闹，默默地在河北省三河县的基层生活和创作，按他的话说，就是刻苦经营好他的“两垅地”。……

        我感觉浩然在坚持深入农民的同时，更迫切的应是“出”——跳到农民圈外看农民。为此，我对他的“写农民，给农民写”既表敬重，又很表疑惑。假若“写农民”尚不失为一种执著的选择，何以只能写给农民，只给农民读呢？且不说农民自身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趣味今已大变，到哪里去找不变的"农民"概念呢？何况，真正的文学从来就不会仅属于某一个层次的人群。同样，对浩然深居农村，甘于寂寞，经营好“两垅地”，我也是既尊敬又有些保留。甘于寂寞是作家的良好品德，但总是盯着“两垅地”的热土，总是“躲着”大城市、大工业、大世界，就未必可嘉了。在这个改革开放的大时代，浩然实在不必给自己硬行制定这样日趋封闭的“宗旨”。我想象过，倘若浩然的体验一旦被现代意识照亮，他定能奉献出优秀的作品。当然，这过程是痛苦的，漫长的。这也是我称他为“十七年文学”的最后一个歌者的原因。这是不含贬义的，却是就他的整个思想体系而言的。

        怀念一位文学史上的“坏作家”

        罗伯-格里耶死得有点不是时候，要不是艳照和开心果，这位墙里开花香到中国的法国作家，本可以成为中国文青的一个盛大节日。尽管如此，纪念的阵势依然不小，报纸纷纷辟出大幅版面，携先锋作家、文学壮年以及各路评论家，向这位谁也读不懂的小说家致敬。

        没读过书没关系，死亡是一场秀，无论你死得牛逼还是庸俗，只要你足够有名，足够有戏，你的死亡都会被包装成一场狂欢节。

        但浩然的死显然没有，他被淡忘了。也有媒体报道，但大多有点漫不经心，只提他写了两部高大全的小说，他曾跟着江青走等等，一副现代文学史的调子。谁让他是被批倒的一个人呢。文革结束了吗？所有当年文革的受益者，事后都同样遭受了文革式的待遇。在一些人眼里，浩然这个名字，在现代文学史上已被定了性，是个“坏人”。

        我对浩然的去世有些难过，小时候看过他的小说《金光大道》，在大人的旧书堆里翻出来，没觉出好来，可能小孩子理解不了。但我确实吃过浩然的“文学乳汁”，五六年级或者初中时，我们当地的人民广播电台还算红火，还没开始播性病广告，都是“剪裁绣花哪里去，三路到管城”的致富信息。我喜欢听广播剧，完整地听完了一部《田家庄的变迁》（也许不是这个名字，记忆不准了），由浩然的小说《苍生》改编。说的是我熟悉的农村，里面的田保根田留根很像我的邻居。里面没有政治，有的是一家农村人的个人史，那是我听《白眉大侠》之前最好的收听享受。

        80年代以后，浩然住在河北三河，办了一本《苍生文学》杂志，开始为业余文学爱好者做义工。帮作者改稿子推荐发表，为71岁的农民出版长篇小说，用十年时间出版《三河泥土文学丛书》。患了半身不遂之后还帮农民作者改稿。不知道别人怎么理解，也许是韬光养晦？但这些事情让我很感动。还是那个人民广播电台，我上初中时，电台还有一个文学节目，主持人是位残疾人，普通话很乡土，每次节目都朗读很多农村文学作者的来稿。能听出来，他总是把自己感动得热泪盈眶。

        在节目里，主持人和那些的农村文学青年总是互相感谢，互相鼓舞，很有理想，也很励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记忆。我对文学还有一些兴趣，应该跟他们的启蒙有关系。浩然做的也是这样的事情，他和那位常把自己读哭的主持人，曾给过追逐文学梦的青年农民多少鼓舞，点滴改变过多少苦恼人的人生观甚至人生，我一点也不敢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