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去年北师大管理学院成立时被聘为兼职教授的，咱们也算是校友了。很高兴在百年校庆期间能与大家见面。
本来安排我在上旬讲，不巧的是当时出国，最近才刚回来。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公务员素质”。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因为在座的大都是去年我们国家招收的首批MPA学员。按照MPA的报考条件，你们应是大学本科毕业，并有4年以上工龄的政府部门和非政府公共管理机构在职人员——也就是说，你们都已是公务员或者是非政府公共管理人员了。
我也是公务员。大学毕业后，在企业干了10年，1980年调入建设部——当时还叫国家城市建设总局，1990年调入国务院，至今已22年了。在这22年中，我一直在思考、探索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才能做好一个公务员？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对国民素质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感到提高公务员素质已经成为一个非同寻常、迫在眉睫，并且关乎国家前途与命运的问题。
“公务员素质”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足以写一本书。要在两个小时内全面讲一下，至少应该讲这样几个方面：首先应该讲一讲提高公务员素质的意义，然后再讲一讲公务员素质都包括了哪些方面，最后当然还得讲一讲如何提高公务员素质。我今天不想这样讲。我想根据自己做公务员的感受，在公务员应具备的诸多种素质中，只讲其中三个方面的素质。这种“讲其几点，不及其余”的讲法，肯定是不全面的。你们要想全面了解有关公务员素质的知识，可以去看有关的教科书，去看各种辅助教材；如果想知道我的观点，可以去看我于2000年出版的《国民素质读本》一书。我在这本书里将现代人必备素质分解为50项，这50项都属于基础素质；作为一个现代公务员，当然都应该具备。
我今天要讲的是哪三个方面的素质呢？一是“人品”，二是“悟性”，三是“文字”。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50项基础素质中，并没有“人品”、“悟性”和“文字”这种表述。这三个方面的素质都属于综合素质，也就是说，每一种素质里都包含了若干项基础素质；如果硬要一一对应，这三个方面的素质大约涉及到10多项基础素质。
一、 人 品
这个问题既好讲，也难讲——好讲，是因为现成的套话很多；难讲，是讲不出多少新意。我尽量少讲套话，多有新意。
我自从担任领导干部后，在调入人员时一直把人品放在首位。这并非是由于我有多高明，而是因为参加工作后，在企业呆了10年，又到机关工作，什么样的人几乎都打过交道；深感大家在一起共事，本事大小都在其次，人品首先一定要好，否则实在是受不了！
人品，可以理解为人的道德素质。我在1997年出版的《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中，将素质分为八大类，即人格素质、精神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科学素质、职业素质、健康素质、审美素质；刚才提到的50项基础素质，都分别包含在这八类素质之中。在道德素质中，我共列了10项基础素质；前几项依次是“诚实”、“良心”、“爱心”、“同情心”、“责任心”、“羞耻心”，后几项依次是“职业道德”、“社会道德”、“家庭道德”、“自然道德”。前几项可视为后几项的基础，而在前几项中，“诚实”又可视为其它几项的基础。
看来，光把这“人品”二字讲透，也就是说，要把道德素质所包含的10项基础素质讲一遍，一两个钟头的时间也是不够的。怎么办呢？我还是想用刚才所说的办法——“讲其几点，不及其余”。我今天只重点讲一下道德素质中的“职业道德” 和“诚实”这两项。
为什么要讲“职业道德”呢？因为对公务员来说，“职业道德”、“社会道德”、“家庭道德”和“自然道德”这几项道德固然都应遵守，但职业道德尤为重要，这个道理我不说你们也都明白。
现在，我们的一些政府官员，要求别人讲职业道德时，说得头头是道，自己却不去遵守，好像职业道德规范的是其它职业和一般工作人员，而不包括自己；岂不知政府官员本身也是一种职业，而且是一种对职业道德有着极高要求的职业。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肩负着人民的委托，代表着政府的形象，必须公正廉洁、勤政为民，最忌讳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和渎职犯罪。领导干部只有堂堂正正做人，才能对全社会起一种好的带头示范作用。好人不见得是好“官”，但好“官”却必须首先是好人；只有先把“人”做好，才能把“官”做好。
遗憾的是，我们现在一些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和非政府公共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好。中国有句俗话，叫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句俗话本来是我们的祖先向大自然索取财富的豪言壮语，但流传到现在，竟成了某些人凭借公共权力和便利条件敲诈勒索的“行话”，并由此衍变出形形色色的“靠╳吃╳”：有“靠路吃路”的，被称为“路霸”；有“靠电吃电”的，被称为“电霸”；有“靠气吃气”的，被称为“气霸”……甚至还有“靠厕吃厕”、“靠死人吃死人的”的——前不久，我就从报纸上看到从火葬场挖出两个贪污犯；我只看了标题，没有看内容，不知道他们是怎样“靠死人吃死人”的。
你们中间有许多学员是科级干部。你们听说了没有——最近在社会上流传着一个新名词，叫“科座现象”。这个“科座现象”里的“科”字，不是人们常说的“客座教授”里的“客”字，而是“科级干部”的“科”字。“科座现象”是什么意思呢？是指有些基层干部“不给好处不办事”的做法已经非常普遍，可以称为一种人们常说的“╳╳现象”了。据报纸披露，有一位在单位掌管公章的科级干部，对前来盖章的人说：“盖章不着急，先到对面酒店里喝碗老鸭汤再说。”还有一位办事者去联系公务，接待的科长先不吭声，摸出一支香烟在手里把玩着；那位办事者半会儿才明白过来，赶紧跑到外面买来两条香烟送上，对方这才把事情给办妥。
其实，大家也知道，像这种只勒索点吃的、喝的、抽的，还算是小打小闹。有些处级、局级，乃至更高级别的干部，是否就没有这种“科座现象”了呢？不是。只是因为在生活中，基层干部是群众接触政府的第一道关，群众的感受最深，搞不正之风容易引起群众不满。办事的人为了办成事，当时不敢惹你，点头哈腰地递上烟酒礼品，陪你吃喝，心里实际上看不起你，说不定背过脸去还要骂你。人何必让别人这样瞧不起呢？做人总得懂得自爱、讲点尊严吧！
从学员名单上看，你们中间有许多学员来自北京市监狱管理局系统。管理监狱里的犯人，是否就不要讲职业道德了呢？不是。一个人的职业可以是各种各样，但做人的道理都一样。作为一个监狱管理者，不仅应该遵守相应的职业道德，还应该用自己的人品去感化犯人，让犯人从你们身上感受到“道德”二字，这样也有利于他们改造。记得是去年吧，从电视里看到一个报道，就是北京市的一个监狱，管理人员管教得好，犯人服刑期满后走的时候还哭着依依不舍。现在有些监狱管理人员也在搞“靠监狱吃监狱”了，在管理犯人的同时自己也向犯罪的深渊滑去，最后说不定也会沦为自己原来的工作对象。
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这次在英国期间，听一位华人讲的一件发生在他身边的事情：英国现在考汽车驾驶执照比以前难多了，我们一位同胞虽然在国内早就取得了驾照，但到英国连考了7次都没有通过——我想，这是否与英国的行车规则与驾驶位置与国内正好相反有关——到了第8次，这位老兄就把国内的一套用上了，给考官递上申请表时在里面夹了300英镑。谁知主考官并不买帐，马上就指控这位老兄行贿，并将他告上法庭。证据确凿，应该是罪名成立；然而，令那位主考官想不到的是，法庭却判他无罪释放，理由是“他来自一个行贿国家”——你们说，这是否太有点侮辱我们国家了？
上面说的是“职业道德”，下面再说“诚实”---
我之所以在《国民素质读本》一书中把“诚实”列为道德素质之首，并称之为道德素质基础的基础，实在是因为一切道德的前提都是诚实；没有诚实，就根本无良心可言，无爱心可言，无同情心可言，无责任心可言，无羞耻心可言；同样，也就谈不上什么职业道德、社会道德之类的道德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诚实是道德的基石。
一个人、一个民族一旦丧失了诚实的基石，就会道德沦丧，堕落为劣等人、劣等民族；各种道德滑坡和社会腐败现象，就必定是意料之中的了。商品生产销售中的假冒伪劣和坑蒙拐骗，政治生活中的强奸民意和腐化堕落，社会生活中的尔虞我诈和虚伪敷衍，都是不诚实的表现。朱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曾提出了“诚信为本”——“本”，就有“基石”的意思。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也曾说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我这次出国前从北师大网站上看到新确定的校歌，歌词里就有“真诚、坦荡”四字——这也是在强调做人要诚实无伪、胸怀坦荡。我觉得，北师大能将“真诚、坦荡”这四个字写进校歌里，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现在有的校歌听起来似曾相识，听过也就忘了，还不如有的通俗歌曲深入人心。
诚实，已越来越为人类社会所重视。大家都知道，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总统和高级官员，已为不诚实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国际间行动理事会——这是一个国际组织，主要由一些前国家领导人和政要组成——1997年9月1日公布了一个《世界人类责任宣言》建议稿，其中对“诚实”做了这样的要求：“每个人都有讲真话、做实事的责任。任何人，不论地位多高或权力多大，都不应说谎。”“政治家、公务员、商界领袖、科学家、作家或艺术家都应遵守一般的道德标准，一概不能例外，对客户负有特别责任的医生、律师和其他专业人员也不能例外。专业和其他道德准则应反映一般道德标准的重点，如诚实和公平。”
然而，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却埋下了不诚实的基因，这就是“以善伤真”。 以善伤真，就是为了既定的愿望和价值目标，不惜忽视、隐瞒甚至歪曲与之相冲突的事实。例如，编写史书历来就遵循“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政治过多地介入了道德领域，加剧了这种以善伤真的倾向——把政治生活中的某些准则道德化，甚至公开宣扬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将政治欺骗升华为最高层次的道德。“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就曾宣扬过“不说假话就办不成大事”，“红卫兵”也曾总结出“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的信条；人们从不得不说假话到热衷于说假话，从热衷于说假话到不自觉地说假话。现在，我们的政治环境宽松自由多了，我们可以少说、不说假话了，这是社会的进步。如果为了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仍热衷于说假话，包括虚报浮夸，报喜不报忧，那就实在是不道德了，其结果只能是害人害己，祸国殃民。
我以前在写作、谈话中曾多次以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三太史的事迹为例——齐国大夫崔杼杀了国君齐庄公，负责记载史实、编写史书的太史记载道：“崔杼弑其君”；于是，崔杼把太史就杀了。按照当时的规定，由太史的弟弟继任新太史。新太史上任后，又如实记载了这一史实；崔杼便把新太史也杀了。面对两位兄长接连被杀，其弟继任太史职位后仍临危不惧，再次秉笔直书；崔杼也许是出于无奈，就没有再杀下去。看来，说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两位史官就被杀了；在当代社会中，也不乏因说真话而蒙冤罹难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大力地提倡诚实，坚持诚实。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言不由衷，弄虚作假，那无异于我们是在作茧自缚，破坏我们的生存环境。
诚实不仅是社会生活的需要，也是个人交往的需要。人在社会上生活，就得与别人打交道，而人际交往的第一原则就是诚实。国内外的研究都表明，诚实是人们期待的交往方式，而不诚实则是人们拒绝的交往方式。人在心理上都有这样一种需要，即自己周围的环境是可以把握的，自己的交往对象是可以信赖的。被社会欺骗，就意味着我无法把握周围的环境；被他人欺骗，就意味着我无法信赖交往的对象。俗话说：只畏伪君子，不怕真小人。也就是说，你是个“小人”没有关系，只要你本本真真的，我一眼就可以看穿你，与你交往时，就自然会趋利避害；如果你是一个伪装的君子，那我就防不胜防，老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不知道你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自然就不敢与你交往。这个道理是再简单不过的了。一个人只有诚诚恳恳、实实在在，才能在朋友之间、同事之间建立起友谊和信任；如果一个人谎话连篇、言过其实，就得不到友谊和信任，最终会变成个孤家寡人。
我刚参加工作后不久，曾听一位领导在谈到找对象时说过这么一句话：“不讲理的也想找个讲理的”——是呀！就连不讲理的人在找对象时也不去找和自己一样不讲理的，而要找个讲理的。同样的道理，一个不诚实的，他也喜欢找个诚实的作同事，作朋友，作夫妻，而不喜欢与他自己一样不诚实的人交往。北京当地评价一个人时，往往首先用“实诚”这个词来衡量他——“这个人实诚”或“这个人不实诚”。这里所说的“实诚”，实际上就是诚实。如果整天满嘴跑舌头，没有几句真话，久而久之，他的话在别人耳朵里就会打折扣，他这个人也就会失去信誉。
擅长说假话、做假事的人，往往都自我感觉良好，以为自己聪明得很，编出的假话别人听不出，做出的假事别人识不透，好象别人都个个是傻子，任他骗，任他蒙。其实，他这只是小聪明。我们不要把别人都想得太傻了，在我们周围没有多少真傻子；如果有，首先就是那些把别人当傻子的“聪明人”——他们才真正是在犯傻。我回顾了一下自己在机关这20多年的所见所闻，那些小聪明到头来几乎都没有好结果。“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有的人拍马溜须，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过不了多久就被人识破了。尤其在机关里，没有那种任人蒙骗的傻子。你不要看有的人似乎整天不吭声，好象什么都不知道、不计较，其实不是；就连看门的老头、打扫卫生的临时工，心里都很明白，不信你就和他们深入地聊一聊。“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红楼梦》里这句话简直说绝了！不要小聪明，要大智慧；小聪明只能占小便宜。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说“假话”和做“假事”的成本是很高的。你首先得挖空心思编造假话，弄虚作假；说了假话、做了假事之后，还得老惦记着，不能忘记了，否则就会自己戳穿自己，出洋相；而且往往是为了圆这个谎，不得不继续说假话，继续弄虚作假……哎呀，你说累不累啊！其结果，花费了很大的精力，使自己经常处于一种紧张之中，无异于作茧自缚；往往是越陷越深，欲盖弥彰，直至败露。事后不妨想想，真是何苦呢？反倒不如一开始就实事求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诚实也是简化生活最便捷的途径之一——现在在国外不是正流行“简单生活”吗？做事要讲成本，就尽量别弄虚作假，把自己套在里面，疲敝不堪。退一步说，说真话，办实事了不起不就是吃不开吗？不就是提拔得慢了吗？如果你那个小环境不是那么好，那就“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就投八路”——换个地方不就是了？！人活着得有自己的人格尊严，有自己的精神追求，不要整天唯唯诺诺、低三下四地做人。
也许你们会有人认为，在机关里说真话、人品好的人一般都吃不开。依我在机关20多年的悉心观察和亲身体验，有些人品差、善于钻营的人，的确是能 “占便宜”，而且还能“吃得开”；但过不了多久，就会有公论。也许又有人会说，有公论又怎么样？还不是谁能讨得领导欢心谁就 “占便宜”、“吃得开”？！事实上也的确有这种情况，但我们还应看到，时代毕竟是在发展，我们的干部人事制度也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合理了。现在都要搞任前公示，这就是一种有效的群众监督。最近又颁发了《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干部提拔失误也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这也是一种制约。
也许你们中间还会有人问：你坐在上面高谈阔论，你是否能时时事事都做到诚实？我的回答是“不能”。首先，有时一些善意的谎言不得不说；除此之外，生活在现实之中，要不说些假话，就像不吃进些病菌那样困难，尤其是在政府机关工作。怎么办呢？总不能随波逐流，甚至是同流合污吧！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三部曲”：—是“说真话”；二是“不说话”，三是“说废话”。什么意思呢？就是首先要尽量说真话；如果不能说真话时，那就不说话；如果不得不说话时，那就说些废话吧——总之，不能说有损于他人、集体和国家利益的话，这是道德的底线，也是做人的底线。
二、悟 性
悟性，就是人对事物的分析和理解能力。
为什么对公务员来说，悟性特别重要呢？因为，别的工作都能找到“指南”之类的教科书，教你如何做好本职工作；而公务员却没有，至少是没有一本非常诚恳的教科书——也不可能有，即便有了也是误人子弟。到别的单位工作，都会有人教你如何做好本职工作；而公务员却不是这样，到机关后，轻易是不会有好心人教给你的；往往是心肠好的讲不出，能讲得出的又不肯讲；即便有人既讲得出又肯讲，也只能点拨一下，不可能手把手、耳提面命地讲授。你一到机关，少不了会有人先把你的学历、年龄、来历都打听得清清楚楚，然后就琢磨着你到底是不是他的竞争对手。我劝你们不要寄希望于有人会给你传授什么“真经”，全凭自己在实际工作中去感悟。所以，对公务员来说，悟性实在是太重要了！
我刚从基层企业调到国家机关时，不懂规矩，不知道自己的位置。记得在起草一份关于高校设置专业的调查表时，与老局长争论得很激烈，就像原来在工地上讨论施工技术问题一样，弄得那位老局长很不高兴。事后，老处长对我说：小解——我那时也不小了，都35岁了——机关是首长负责制，有不同意见可以发表，但被领导否定后，就不宜再争论了。这位老处长长我20多岁，可以说是我的长辈，有一副老人的心肠。
还有一件事，给我留的印象也很深——1988年我担任法规处处长后，有一次我将一位副处长起草的文件修改后退还给他，这位副处长接过去后扫了一眼，指着上面我写的一个“处罚”的“罚”字，低声说了一句：“‘罚’字下面是个‘刀’旁”——原来，我把‘刀’旁写成了‘寸’字。哎呀，我都这样写了不知多长时间了，但从来没有人给我指出过！也许有人没有注意到，也许有人也犯了和我一样的错误，但一定有人看出后没有告诉我；其原因，也许是怕我难为情，也许就是等着我在领导面前出洋相。所以，我从心底里感激这位副处长——在机关里能做到这一点也实在是太难得了！所以，我在我所管辖的范围里，从来不唱什么“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高调，而是要大家互相提醒；我觉得，能做到这一点就不错了！
《红楼梦》里还有一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说得也很有道理；这并不是说要你们油滑世故，而是说要懂得人情世事。现在有些公务员，有着博士、硕士头衔，而且是凭本事考上公务员的，有的甚至还担任了领导职务，自以为很有知识，其实许多人情世事都不懂，这样的事例我实在是见多了。要做到“世事洞明”和“人情练达”，就得提高自己的悟性。悟性包括许多方面，例如，说话、做事首先要审时度势，这并不是说要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一味迎合领导，不讲原则，而是要根据当时的情况确定自己所应采取的态度。
这方面的例子很难举，尤其是结合工作的例子一时半会说不清楚。举什么例子呢……我不妨举个最近遇到的、简单而通俗的例子吧——有一天在吃晚饭时，一位领导用筷子刚夹起粉丝，就有一位随行人员把圆盘桌一转，弄得那位领导筷子上的粉丝扯了老长，真是欲罢不能，非常尴尬。于是，当时有人便半开玩笑地说起最近流行一个题为“六大不懂事”的“手机短信”——你们有人一定听说过；里面列举了六种在领导面前不懂事的表现，什么“领导敬酒他先喝”，还有些低级下流和撺掇人拍马溜须的，但其中有一句还有点道理的，就是“领导夹菜他转桌”。按照礼仪要求，用转盘桌用餐，在转动转盘前，应先看看有没有人正在夹菜或正准备夹菜；一定要确认没有人正在夹菜或正准备夹菜时，再转动转盘。这个要求与是否领导夹菜无关，不论是谁，都应该礼让。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却不乏这种不懂事的人，有的已是相当有身份的人了，却往往在饭桌上做出类似不礼貌的行为。你们说，这种事难道还要有人教吗？还需要在MPA课程里学吗？只有靠自己悉心观察，用心琢磨；也就是说，要靠自己的悟性。这虽然仅仅是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推而广之，如果不提高自己的悟性，在工作中也难免会发生“领导夹菜他转桌”这种事。
如何提高自己的悟性呢？当然需要在长期的实践中修炼，但必须提高有关的基础素质，主要是思维能力方面的素质，包括理性思维、发散思维、求实思维。这三项思维素质，我在《国民素质读本》里都有专门的章节讲述，这里仅仅做简要的说明。
理性思维，就是在感性思维的基础上，把所获得的感觉材料经过思考、分析，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整理和改造，形成概念、判断和推理。理性思维是感性思维的飞跃，它反映事物的全体、本质和内部联系。感性思维只局限于感性直觉、感官享受、感情用事和感觉经验；用它来指导行动，往往会像一首通俗歌曲里所唱的那样——“跟着感觉走，牵住梦的手”。感性思维只有上升为理性思维，才能正确地指导行动；否则，就只能停留在“也许”、“可能”之类模棱两可的水平上，陷入狭隘经验主义的泥坑。
例如，长期以来，在人口问题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人口问题制约我国的发展是因为数量多。在谈到人口问题时，人们往往会说“我国人口多、负担重”，似乎“人口”就是一个“人”长着一张要吃饭的“口”。 其实，这是一种缺乏理性思维的偏见。从人口密度上说，根据最新统计资料，1998年我国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133人，而德国是236人，英国是245人，日本是336人，韩国是470人。别的国家并不认为人多是其主要的人口问题，有的还苦于生育率低和劳动力短缺；他们的一些人口学家甚至还认为，适度的人口增长对于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由此看来，我国的人口问题并不仅仅是人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素质问题。由于低素质人口的众多对我国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压力，所以，要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大控制人口增长的力度，另一方面则需要大力提高国民素质。
培养理性思维能力，首先要学习哲学；因为，哲学是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活动一般规律的科学，是观察和认识实践，进行科学研究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理性思维的高级形态，历来被看作最高意义上的“智慧之学”。培养理性思维能力，还要学习逻辑学。逻辑学是一门关于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它通过研究概念、判断和推理及其相互联系的规律、规则，帮助人们正确地思维和认识客观真理。掌握了逻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就可以通过清晰的概念、准确的数字、证实的经验、抽象的形式，以及严密的推理去认识事物，使我们的思维更条理，推理更严密，判断更准确。
发散思维，是一种无定向、无规则的思维方式，即思维朝着四面八方自由辐射，对一个问题产生层出不穷的解答。发散思维的反面是收敛思维。如果把“发散”理解为“越放越开”，“收敛”就可以理解为“越收越窄”。收敛思维是一种“有定向”、“有规则”的思维方式，只能沿着狭窄的思路，对一个问题产生一种或有限的几种解答。发散思维之所以也是一种科学思维，是因为世界上的事物本来就是纷繁复杂的，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对它的认识是永远无法穷尽的，只有借助于发散思维，才能逐步地逼近它。遗憾的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往往会陷入“非此即彼、非好既坏、非白即黑”，以及“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之类的认识误区。这种简单粗陋、荒唐低劣的思维方式不是探讨问题的方式，而是宣布真理或宣判对手的方式；它以其简单性、独断性和绝对性，阻塞了通往真理的途径。其实，世界上的事物大都是处于一种中间状态，真正属于两个极端的情况非常之少；世界上的事物也并非只有两种可能性，只要我们有足够丰富的想象力，便可发现越来越多的可能性。
例如，当我们遇到坏事，不论是天灾，还是人祸，总喜欢讲“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一旦发生天灾人祸，总会谱写出一曲“共产主义的壮丽凯歌”。但在遇到好事时，却从来没有听有人说过“好事可以变成坏事”，提醒大家要提高警惕，防微杜渐。这其实就是一种收敛思维，总沿着一个方向想，而没有反过来想一想。再如，毛主席曾经说过这样意思的一句话：我们要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我们以前经常引用这句话，还觉得毛主席他老人家胸怀的确宽广，反对错了也不计教；却从未听说过要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被实践证明是反对对了的人。这种思维其实是片面的，是“唯书”的表现。因为，反对过自己的人，不仅有反对错了的，还有反对对了的；你怎么就不说要团结这部分人呢？似乎凡是反对自己的人，只能是错误的；也就是说，我永远是正确的。
培养发散思维能力，一是要变单向思维为多向思维。认识一个事物，要从多个角度着眼，避免犯“盲人摸象”的错误；分析一个事物，要考虑到多种可能性，避免“一根筋”、“认死理”；求解一个问题，要努力寻求多种答案，避免只要能解决就行。培养发散思维能力，二是要变教条思维为求异思维。教条思维是从既定的前提出发进行演绎，推出结论；由于前提是既定的，演绎出的结论也是既定的。求异思维则不设前提，不迷信书本，不盲从权威；对一些已成定论的东西，总是试着沿不同的途径或反过来想一想。培养发散思维能力，三是要变保守思维为创新思维。保守思维满足于既定的答案，不再做新的探索。创新思维则永远不满足于司空见惯的现状、约定俗成的方式和早已给出的答案，想别人所未想，想别人所不敢想，力求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我们现在一方面缺乏发散思维，另一方面却在某些不需要搞发散思维的事情上大搞发散思维，主要表现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方面的事例简直是不胜枚举，国内就不说了，在外国也去钻人家的空子，实在是有损我们国人的声誉。最近我就听说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家公司出口皮鞋到某个国家，为了少缴税，在出口的鞋盒里都放上同一只脚的鞋，而将另一只脚的鞋用走私的方式运过去，这样就可以少缴一半的税。如果走私过去后被对方国家海关发现没收后怎么办？不要紧，没收的走私物品都要公开拍卖的。同一只脚的鞋谁还要？于是，他就可以用非常低的价格全部买进，然后配成对照样卖，损失也不大。唉，我们这些同胞的发散思维如果能用到与外国竞争上那该有多好啊！
求实思维，就是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求实思维之所以也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是因为求实思维不是从自己肤浅的感觉出发，更不是从自己的好恶出发，而是从本来就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要求所掌握的材料必须是全面真实的，不是道听途说的，也不是被别人筛选过的或包装过的；而且，所依据的经验必须是可靠的，所使用的逻辑必须是严密的——所有这些要求，都是科学的方法。在许多人看来，求实思维似乎算不上什么科学思维，很容易做到。其实并非如此。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往往会不自觉地滑入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泥坑；刚才举的两个关于收敛思维的例子，也是缺乏求实思维的表现。培养求实思维能力，一是要不唯心。不唯心，就是不从主观想象出发，提高自己的调查能力和观察能力。我们对“掩耳盗铃”寓言故事里那种自欺欺人的做法，以及“疑人偷斧”寓言故事里那种疑神疑鬼的猜测，都觉得十分的可笑，然而，我们却往往在实际生活中也会去干这种蠢事。
培养求实思维能力，二是要不唯上。不唯上，就是不从权威的意见出发。对于领导，按照行政负责制，他的意见固然具有决策作用，但并不意味着他的意见就是正确的；我们可以按照行政原则服从执行，但并不意味着就是赞同他的意见。培养求实思维能力，三是要不唯书。不唯书，就是不从书本出发，善于学习。写在书里的东西，与从嘴里说出的话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尤其是随着出版的自由和出版业的发达，再也不像古时候一样，只有经典之作才刻印刊行。孟子尚且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更何况我们现在的人，根本没有必要再去迷信书上写的东西，做书本的奴隶。如果说，书上的东西，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曾经代表着权威的意见；那么，现在书本上的东西，就只不过是一家之言，实在是没有什么可迷信的。我们只有抱着虚心学习而不迷信的态度，才能真正做到开卷有益。
三、文 字
在机关工作，固然要办事，要调研，但一般情况下，最后都得形成个文字材料。如果你把问题处理完了，就得写个汇报；如果你搞完调研，就得写个报告。至于起草文件，那就更不必说了。所以，文字功夫不到家，在机关是很难有发展的。我以前经常对周围的同志宣传这样一个观点：你想去领导谁，先想一下你能否改得了人家写的东西。当然，谁都能改得了谁写的东西，问题是你改了以后，能否让人家心服口服，能否得到普遍的认可，不是随便乱改。
文字，与其说是“写”出来的，不如说是“想”出来的；你没有那个思想水平，哪里能写出有水平的文字？所以，首先要善于学习，善于思考，善于总结，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其次，才是文字本身的表达水平。这个文字水平，不是像写小说一样靠形象思维，也不是像写诗歌一样靠激情，而是靠理性思维和文字水平，写得准确、简洁，尤其是起草文件。建议你们学点法律知识，主要是法律语言表述。我在建设部当过两年法规处长，受益匪浅；整天与一些专家扣文字，直到把条文写得滴水不露、无懈可击，让你没有空子可钻，不会产生理解上的歧义。你们注意一下法官在法庭上的判决书，写得一般都很简练，几乎没有一句废话和摸棱两可的话。
为领导起草讲话稿，不知道外国有没有？也许是中国特色。不管怎样，让你起草你就起草。这不像我今天来这里给你们演讲，讲话稿不仅是自己写，连在计算机上输入、打印都是我自己完成的。为领导起草讲话稿，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尤其是对某些领导。曾经有一位机关干部，有一次为领导起草了一份讲话稿；领导修改后，只保留了三个字，就是讲话一开头的“同志们”。
从1992年到1998年底，我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为国务院领导起草讲话稿，包括每年一次的政府工作报告。这届政府的第一次国务院办公会议，当时我还没有离开研究室；那天中午，我在食堂吃完饭后，看见起草总理讲话的几位同事才从会上回来，一个个低着头，不说话，情绪不大好。事后才知道，朱总理在会议上的第一句话就是“国务院研究室的同志给我起草了一个讲话稿，我昨天一看，不能用，自己又准备到夜里12点钟”——同志们，这句话比批评更让人难受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为领导起草讲话稿是最难的文字工作。
说机关文字要力求准确、简洁，但也不是说可以不去讲究文采。毛主席1930年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的最后，写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时，写道：“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红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你们听，多么充满诗情画意，多么富有文采！毛主席写这篇文章时，正是井冈山斗争艰苦卓绝的战争时期，我们现在已到了和平建设时期，怎么就很难看见这种富有文采的句子了呢？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些秀才们文思枯竭有关。
1991年，中央派国务院一位领导同志赴西藏参加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庆典活动。在为这位领导人起草讲话稿时，成立了一个三人起草小组，由我负责。我们三人拟定好提纲后，先由其中一位新闻专业的博士起草初稿。他初稿里的第一句是：“雄伟的喜马拉雅山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奔腾的雅鲁藏布江唱起了欢快的歌声。”咦，多富有诗情画意！然而，另一位同志却不同意，说领导讲话哪有这样的呀——他说得也有道理，以前在给领导起草的讲话稿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句子，一般都是：“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这样一来，矛盾就上缴到我这里来了。说实在的，我觉得在庆祝会上如果一开始念这么两句，会场气氛肯定就活跃起来了，藏族同胞肯定听着也会高兴；但我对此也没有把握，于是就说：先这么保留着吧，如果首长不同意，到时候不念就是了。后来我一打听，首长把这句话照念了；这说明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也不是有的人想象的那样，问题是我们这些起草人能否写得出来。
这里，我再举一个例子。大家也许都还记得，1997年香港回归时在特别行政区成立大会上，行政长官董建华的讲话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他有这样一段话：“我和所有香港市民一样，不是香港的一个匆匆过客。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希望都在香港。我们对香港，有一份深厚的感情，持久的责任。我知道大家共同关心的是什么，大家迫切希望解决的又是什么？”当时，报纸上有一篇短文，对起草国家领导人讲话的人员颇有微词。其实，其中有一篇讲话就是我们国务院研究室起草的。平心而论，这篇讲话还是下了功夫的，不能说不好；之所以会招致来一些人的不满，固然与我们平时听惯了我们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再听董建华的讲话有种新鲜感有关，但也不可否认他的讲话的确少了一些我们现在的“新八股”。
如何提高文字水平呢？建议你们多搜集、保存和阅读一些经典的文件、讲话；对领导修改过的文字，不要像输入文字的秘书一样，在计算机里修改过就完了，而是要像小学生一样，对老师批改过的作文仔细阅读，甚至还要重新抄写一遍，以加深记忆。当个公务员不容易呀！我大学毕业后在企业工作了10年，从来没有在文字上感到有什么不足；但一到机关，才发现自己需要重新训练文字。记得刚到机关不久，曾拟过一份调查表格，要求填报的栏目中有项“30岁以下”，还有项“30岁以下”。通知发出不久，各地就不断有人来信、来电询问：30岁统计在哪一栏？后来，我到国务院工作，发现我的属下起草的开会通知尽管只有几行文字，而且内容简单，但每次都需要修改，问题无非是将有关会议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等事项表述得不清楚，考虑得不周全；一发下去，马上就会有人打电话询问有关事项。我有时半开玩笑地对他们讲：什么时候你们起草的会议通知不需要我修改了，你们的文字就过关了。然而，直到我离开国务院，还没有一份送给我的会议通知不需要再修改。
我国近代有位名人，名叫李鸿章，他曾经说过这样意思的一句话：在中国最容易做的事就是当官，一个人如果连官都不会做，那他别的什么也做不了。这句话，与其说是他几十年宦海生涯的经验之谈，不如说是对封建官僚混世度日的感愤之言。在封建官僚体制下，官员清正廉洁，认真做事，是很难长久的；而随波逐流，乃至同流合污，则是很容易混日子的，甚至还可以飞黄腾达。
时至今日，我们把“官”视为公仆，称为公务员，并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要求标准。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公务员，就越来越不那么容易了，得学习，得考试。作为一个公务员来说，各种现代人必备素质当然应该具备，而且应该比一般公民做得更好。在改革开放初期，曾提出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结果带动了全体人民基本实现了温饱；现在，面临着现代化建设的艰巨任务，我们是否也应该提出“让一部分人的素质先高起来”的口号？一部分人的素质先高起来，就可以带动全体人民实现国民的现代化，从而促进国家的现代化。公务员无疑应该属于这个群体。
近年来，我一直宣扬这样一个观点：不论做“官”，做学问，做生意，都先要把人做好。只有先把“人”做好，才能把“官”做好，把学问做好，把生意做好。要把人做好，就得提高自身素质；一条可靠、廉价的道路，就是读书。读高尚的书，能提高自己的人品；读智慧的书，能提高自己的悟性；读经典的书，能提高自己的文字。
现在，MBA许多人都已经知道了，但对MPA还缺乏了解，往往混淆。我经常向人们做这种解释：MBA是工商管理硕士，是培养的工商管理人员；而MPA则是公共管理硕士，是培养公共管理人员的，包括公务员。你们能率先参加MPA 的学习，是一种有先见之明的表现。
北师大是我国一所著名的文理综合院校，建校已百年，历史悠久，传统深厚。你们能在这个环境中学习，是幸运的。希望你们一定要珍惜这个机遇，不仅要学习公共管理方面的知识，而且要充分利用这里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学习人文知识；最终，能做到师大校训所说的八个字——“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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