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4月22日，解思忠先生应邀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期间举办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与行政系列讲座”演讲）

        很高兴能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期间，参与这个“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与行政系列讲座”。在此之前，已有专家学者就机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决策过程做过演讲。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中国社会的拜官主义”。

        大家也许对“拜官主义”这个词还感到陌生。我遍查各种工具书，都没有“拜官主义”这个词；如果在此之前没有人使用过的话，就算是我的“发明”吧。《汉语大词典》对“拜金主义”一词的解释是：“崇拜金钱，以金钱为中心的思想”。恩格斯曾把拜金主义说成是“用金钱确定人的价值”。参照上述解释，我赋予“拜官主义”一词这样的涵义：“崇拜做官，以官为本位的思想”。本位，也有“中心”的意思。“以官为本位”，即通常所说的“官本位”，就是以行政级别作为衡量一个人社会价值的标准。

        时下，每当谈及要抵制腐朽思想侵蚀时，人们都要把盛行于西方的“拜金主义”狠狠地批上几句；同时，心中暗自庆幸我们没有拜过什么主义，故而也就没有“拜×主义”之类的腐朽思想可供批判。岂不知，我们还有比拜金主义更可怕的东西，这就是“拜官主义”。

        拜官主义，可以说是“古已有之”；其主要表现有三：一曰“读书做官”，二曰“做官发财”，三曰“做官弄权”。

        在旧时的中国，是否做官以及官做得大小，是衡量一个人成就价值的主要标志。官做得越大，说明他的成就就越大，他的人生价值就越高，他就越会受到人们的敬仰。读书做官，被视为读书人走向成功、光宗耀祖的唯一途径；一旦乌纱盖顶、蟒袍加身，则被视为是“修成正果”。与此同时，读书人在做官以外的追求被视为“旁门左道”，想做官却做不到官的被视为“不得志”；与科举考试无关的知识，则一概被视之为“无用之学”。

        作家李庚辰在1987年11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武候祠、医圣祠、张衡墓》的文章。他从地处河南南阳的武候祠、医圣祠和张衡墓这三处古迹，联想到国人对与这三处古迹相关联的历史人物诸葛亮、张仲景和张衡，以及其他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首先看重的是他们的官衔，而不是他们的学术成就和对社会的贡献。文章中有这样一段分析：

        “这原因也许是我们民族某种久已成习的心理定势：看重的是官势权位，轻视的却是科学文化。张仲景虽然医道称‘圣’，但墓碑上仍是要冠以‘长沙太守’字样，‘圣’不‘圣’倒在其次；科学家张衡如不曾戴过几天乌纱帽，恐怕连这埋骨的土丘也未必能延挨迄今吧？你听说过祖冲之、宋应星的墓祠吗？都江堰的李冰父子倒是有庙，但他们已经封王了。这种对科技和科学家的轻视与冷落，对我们民族科学文化的发展，难道没有消极影响？历来读书人往往孜孜于功名利禄，想当官、当士大夫，却不愿潜心科学技术，不大想当科学家、当‘张衡’的心理，从南阳的古迹比照中，似可觅得一些线索来。”

        文中所说的武候祠是为了纪念诸葛亮的——相传他躬耕于此，因为官至丞相，故唐朝时为他建了一个武候祠。医圣祠是为了纪念东汉名医张仲景的——他医术精湛，著述甚丰，《伤寒论》、《金匮要略》至今都是中医院校的教科书；因为他当过“长沙太守”，故历史上建有医圣祠和张仲景墓。张衡与张仲景是同时代人，是一位科学家和文学家；他不仅创制了浑天仪、候风仪和地震仪，在天文学上有很大贡献，还写有《两京赋》、《南都赋》等文学作品；由于他两度任太史令，故墓得以保存。文中提到的祖冲之和宋应星，也都是历史上有名的科学家。祖冲之大家都知道，是南北朝时期的科学家，发现了圆周率。宋应星是明末的科学家，有《开工天物》等著作，曾被翻译成英、法、日等国文字。

        对于历史上许多在文学、哲学、医学和科学技术等方面卓有成就的人，只是由于在官场上失意，或贬官，或罢官，或压根儿就没有做上官，都被后世人，乃至现在的人视为“怀才不遇”；好像只有做上了官，才算是体现了其人生的价值，才算是社会给了其应有的待遇。

        李白可以说是一个典型。李白的文学才能不仅在当时已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而且他的作品从来没有被查禁或焚烧过，一直流传至今，并经翻译后走向世界——这一点，恐怕连神骛八极的李白本人，生前也未曾料想得到。其文学成就可谓大矣，其人生价值可谓高矣！然而，以前在评论李白的一生时，几乎都异口同声地感叹他“怀才不遇”，依据就是他的官做得不够大、不够长。试想，如果李白当时别说是官运亨通、青云直上，即便就一直在他的供奉翰林的位子上，为皇帝起草一些诏诰文件，他以后又如何能写出那些奇瑰壮丽、狂放不羁的诗篇流传千古呢？他的成就、他的价值，又如何能与现在的李白相比呢？由于“读书做官”被当作是读书人走向成功、光宗耀祖的唯一途径，所以以前的读书人都沉溺于儒家经典和八股文章，过着“十年寒窗无人问”的生活，为的就是“一举成名天下知”的结果。

        做官在旧时不仅被当作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而且还被当作是发财致富的快捷途径；以致于人们把“升官”和“发财”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作为恭贺的用语－－“升官发财！升官发财！”做官发财，并非靠的是俸禄，而靠的是贪污受贿。尽人皆知的俗谚“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陈独秀在《新青年》一文中对此曾痛陈其词：

        “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夫发财本非恶事，个人及社会之生存与发展，且以生产殖业为重要之条件，唯中国式之发财方法，不出于生产殖业，而出于苟得妄取，甚至以做官为发财之捷径，猎官摸金，铸为国民之常识，为害国家，莫此为甚。”

        至于说“做官弄权”，就是滥用权力，营私舞弊，在一定的范围内为所欲为，满足其物质欲之外的权力欲。旧时做官，可以凭借权力得到许多的好处——都是“好处难与君说”的那些好处。俗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反映出的事实，就是这种好处的一个方面。

        旧时的拜官主义，还反映在道德观念上。在传统观念中，最大的美德是“仁”；最难能可贵的仁不是“全心全意为您服务”，而是“让贤”，就是把自己的官位让给对方。舜的美名之所以千古流传，就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帝位让给了禹。与此同时，“篡权夺位”自然也就罪莫大焉。

        拜官主义观念作为传统文化和封建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附着在官本位的封建等级制残余上，一直流传至今。

        读书做官，现在依然是许多读书人的追求。尽管在宣传上再三地说“行行出状元”，而且还把做官说成是当“公仆”——简直是低人一等，但人们的观念实际上却不是这样。“要注意从知识分子中提拔领导干部”这句话，一度见诸于各种报刊，成为人们在各种场合都可以脱口而出的专用语。这句话中的“提拔”一说 ，就不自觉地落入了官高民一等的拜官主义窠臼；以致于高级工程师被任命为科长，教授被任命为系主任，都被称之为“提起来了”。而且，这种说法本身还隐含着对知识分子的另眼看待——把知识分子和“妇女”、“少数民族”、“民主党派”，甚至是“残疾人”等概念等同起来，看作是一类人，而不是把他们看作是各类人中间有知识的那一部分人。领导干部当然应该从这部分人中间产生，连旧时的官员都是通过科举从知识分子中去选拔的，难道时至今日，还要像当年那样去抬举“白卷英雄”之类的人物么？“要注意从知识分子中提拔领导干部”这个说法，无异于“要注意从身体健康者中选拔运动员”的说法。

        前不久，看到一部为青少年编写的丛书《伟人之初》。书中所列伟人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一直到邓小平，都是领袖人物。在编写者和出版者的潜意识里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想法：所谓伟人，都必须是当过“大官”的。

        有位外国游客在陕西省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之后，问陪同的人：“像司马迁这样伟大的历史学家，为什么没有给他塑座雕像呢？”陪同者脱口而出道：“司马迁算老几？我们陕西光皇帝就出过百十来个呐！”

        1996年3月下旬，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到中国来访问。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了几个人，请他们向加利秘书长提几个问题。其中有一位小学生的问题是：“联合国有多大？联合国秘书长的官儿有多大？”问“联合国有多大”，对一个儿童来说是很自然的事；而“联合国秘书长的官儿有多大”这种问题，大概只有中国儿童才能提得出。加利巧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联合国是一个由185个国家组成的大家庭。我只是这个大家庭的仆人、大管家，管理各种家务，为大家服务”。

        《干部人事月报》1997年第4期上，有一篇题为《孩子要当“官”的隐忧》的文章；作者在文中讲述了朋友告诉他的一件事，摘录如下：

        “友人之子就读小学五年级，好学上进，也很机灵。一天中午，友人之子兴冲冲地回到家里，告诉父母一个好消息：他在学校里当上‘官’了，老师上午宣布的。友人问是什么‘官’，儿子告知是班里小组下面的分组长。友人就不屑地说：当这小‘官’有什么了不起？孩子得意地说，当‘官’可以管人，比如他就负责组里三个同学作业本的收发工作；当‘官’还有‘好处’——这些同学为了巴结他，都从家里拿玩具和零食送给他。说到这里，友人突然醒悟，难怪儿子没当上‘官’时，经常从家里拿零食到学校里去，原来也是为了巴结班干部和同学，想捞个‘一官半职’当当。据孩子讲，班上像他这样积极要求‘进步’的同学很多，老师不得不在每个小组下面又分设三个小组，以便增加‘干部职数’。”

        1997年10月，美国第一位华裔州长骆家辉在应邀访华期间的最后一天，到广东省的祖居地省亲。当地政府和老百姓兴师动众，放鞭炮，舞狮子，敲锣打鼓，警察开道，市长设宴，村里的大多数农民扔下手中的活计，小学生排成欢迎队伍……致使这位从小生长在美国的州长受宠若惊地表示：“这样的场面太叫人感动了！在政府里，如果你制定了一项政策，你永远不会知道你打动、影响了多少人。但是在这里，我什么也没有做，他们却这样欢迎我。看到他们因我而那么自豪，我真感动！”中国人固然素以好客著称，但给这位美籍华人以格外隆重的礼遇，就是因为他在美国当了州长这样的“大官”。这一点，是骆家辉所始料不及的，也是他难以理解的。可以设想，如果中国的“水稻杂交之父”袁隆平到了这里，尽管事先告诉当地的政府和老百姓说，他的水稻杂交技术使你们的水稻产量已增加了多少多少，恐怕也得不到这样的礼遇。

        不管怎么说，上述这些“读书做官”的表现，一般还都是比较含蓄的。广东省佛岗县原县长廖××，在县中学的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就是赤裸裸的了：“你们为什么要读书呢？读书就是为当官发财。当官就要当大官，当个科长有什么意思？要当就当县长、市长、省长，发财就要发大财”。就是这个廖××，当县长不过两载，受贿30万元，锒铛入狱。在他的言传身教之下，该县的几位副县长和一些局长们，也步其后尘，整个领导班子几乎全军覆没。

        至于“做官发财”和“做官弄权”在现实中的表现，时下领导干部中大量存在的贪污受贿、营私舞弊，以至于买官卖官等滥用权力的腐败行为，已是尽人皆知。这方面的事例可以说是不胜枚举，我已懒得罗列了。这里，我只想提一下近年来一首名为《十等人》的民谣。这首民谣把社会上的各种人按其社会地位、权力大小，以及实惠程度分为10等。尽管版本大同小异，但在流传修改的过程中，渐渐趋向于把“公仆”列为其首：“一等人是公仆，子孙三代都幸福”——当然，这里所说的“公仆”，并非包括了所有的公仆，而是指那些以权谋私的假公仆。

行文至此，我不由得想起这样一件趣事：当年杜鲁门当选为美国总统后，新闻记者们前去采访他的母亲时，对她说：“您有这样一位儿子，一定感到十分骄傲。”杜鲁门的母亲回答道：“是的。不过，我还有一位儿子，也同样让我感到骄傲——他现在正在地里挖土豆。”如果说，她是以一位母亲的眼光在看问题；那么，假设换一位我们中国的母亲，会不会也能作出这样的回答呢？

        对一个社会来说，如果读书人都想做官，而不想做学问，那绝不是好事。对一个人来说，如果没有自知之明，一味地想做官，那也绝不是好事。尤其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价值正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在美国，许多学者都普遍认为，做官意味着学术生命的终结，尤其是对自然科学而言。有人套用那句“结婚是爱情的坟墓”，认为“高位是学术的坟墓”。美国的学者做官，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有些官位非得学者担任不可，作为尽社会义务，不得不轮流去做；二是有些官员自知“江郎才尽”，在学术上不可能有什么很深的造诣了，便半路出家；三是虽然既在学术上有潜力，又在管理上有才能，但相比之下，总有一个方面的成就不是很大——执行阿波罗登月计划的总指挥，可谓横跨学术、管理两个领域，但其学术成就毕竟不如管理上的成就大。人的精力终归是有限的，在各个领域的竞争都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一个人穷其一生也未必能在一个领域展露头角，更何况在多个领域。

        从中国历史上看，也可以印证“高位是学术的坟墓”这句话。中国古代的学问主要局限于文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应该说，比起自然科学来，与做官之道还不是那么相悖；即便如此，事实上也正如杜甫的诗句所说——“文章憎命达”。凡是在学术上有较深造诣的，都是些没有做过官的，以及做官之后又辞官或被罢官的，此类人物举不胜举；而一生官运亨通、官位显赫的，竟无一例可举。

        对一个社会来说，人人都想发财，并非坏事；对一个人来说，包括做官的，想发财也绝非坏事。抗日英雄吉鸿昌曾把“做官即不许发财”这句话，烧制在部下的陶瓷碗上，让他们每饭不忘。我曾经对此举非常欣赏，但后来却觉得未免太苛刻、太不近人情了——问题是通过什么途径，用什么方式去发财。

        宋朝有个名叫贾黯的人，考取状元之后，前去拜望当朝宰相杜衍。杜衍并未谈论文章之事，而是问他以何为生，以及家中经济有无困难。贾黯对此非常不解，事后私下对杜衍的门人说：我毕竟是以文章夺魁，而宰相大人却对此一字未提，只问了些闲话。杜衍得知之后，便让人转告他说：一个人若没有谋生本领或经济来源，当官之后，往往会受到金钱的诱惑，做出丧失气节的事情。贾君既考取状元，文章肯定是出类拔萃的。我就怕他没有生活保障，日后会唯利是图，为金钱所左右。

        旧时对官员的教诲，一般都局限于廉洁安贫；而杜衍则进了一步，认为官员要实现自己的抱负，不为金钱所动心，还必须要有谋生本领和经济来源——显然不是靠做官去发财的。这一点，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时下，我国政府官员的工资待遇还不高，官员们去追求较高一点的物质待遇不仅是允许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还是值得提倡的——一个连自己都安于现状不愿富起来，或虽然想富却富不起来的官员，也是难以让国家富起来的。这就要求官员们同时还要有其他的谋生本领和经济来源，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更不能利用权力营私舞弊、贪污受贿。

        回首百余年来的改革历程，我们不能不感叹一批又一批的先驱者，之所以到后来势单力薄，甚至是中箭落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还没有斩断“做官－发财－幸福”的劣根性。喋血菜市口的戊戌六君子 ，一直使我仰慕不已。尤其是谭嗣同的那句“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更使我每每念及，热血沸腾！然而，近阅章太炎1906年所写《革命之道德》，方知六君子中亦有人未能斩断此劣根性也！他在此文中写道：

        “戊戌变法，惟谭嗣同、杨深秀为卓厉敢死。林旭素佻达，先逮捕一夕，知有变，哭于教士李佳白之堂。杨锐者，颇圆滑知利害，既入军机，知其事不可久，时张之洞子为其父祝寿京师，门生故吏皆往拜，锐举酒不能饮，徐语人曰：今上与太后不协，变法事大，祸且不测，吾属处枢要，死无日矣。吾尝问其人曰，锐之任此，固为富贵而已，既睹危机，复不能去，何也？其人答曰：康党任事时，天下望之如登天，仕宦者争欲馈遗，或不可得，锐新与政事，馈献者踵相接，今日一袍料，明日一马褂料，今日一狐桶，明日一草上霜桶，是以恋之不能去也。呜呼，使林旭、杨锐辈，皆赤心变法无他志，颐和之围，或亦有人尽力，徒以萦情利禄，贪著赠馈，使人深知其隐，彼既非为国事，则谁肯与之效死者？戊戌之变，戊戌党人之无道德致之也。”

        人们知道戊戌党人收到不少礼物后，心想，你们既然已靠变法维新捞到了好处，我们又何必为你们去卖命呢——国民的这一心态，尽管是有点感情用事，但你能苛求他们不要这样想么？我们只能要求改革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然而，百余年来一批又一批的改革者正是由于做不到这一点，都无法将改革进行到底。

        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改革，这是一场与全民族和每个人命运休戚相关的大事。我们每个国民固然都应该以天下为己任，但是，如果改革的领导者们也像当年某些戊戌党人那样“贪著赠馈”——“今日一袍料，明日一马褂料，今日一狐桶，明日一草上霜桶”——甚至是捞取比这更大的好处，那就不能一味怪罪被领导者们感情用事、不顾全大局了。

        美国前海事委员会主任、美籍华裔赵小兰女士，在就任公职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很高兴能有一个为公众服务的机会”。这句话虽然普通得像是一句套话，却使我看到它时目光久久不能离去。什么时候我们的国民不再把做官看得高于一切，不再把做官当成发财的途径，不再把做官就可以滥用权力视为当然，我们的现代化就为期不远了！

        （听众：刚才主持人介绍您的时候，先‘司长’、后‘作家’，又强调您是一名‘高级官员’，这是否也是一种‘拜官主义’呢？对于‘司长’和‘作家’这两种身份，您更看重哪一个？）

        我们还不能苛求主持人在介绍我的时候，先“作家”，后“司长”——这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了；对我来说，“司长”毕竟是“专业”的，而“作家”却是“业余”的。会议组织者这次之所以请我来演讲，首先是因为我写过一些关于国民素质方面的著作，而不是因为我是司长。关于对“司长”和“作家”这两种身份看重哪一个，我更看重作家的身份。做官只是握有管理众人之事的权力，而写作却可以影响人的灵魂。做官本来非我刻意所求，而且这毕竟是一时的，而非永久的，只有写作才是我一辈子要做的事情。上海有一位剧作家在他名片上就印着：“剧作家——永久的”，而在他的行政职务后却印着“——暂时的”字样。

        （听众：请问：在从政和写作之间，您更喜欢干什么？为什么？您认为从政对您的写作有何影响？）

        前一个问题刚才已回答过了，就不再说了。做官作为一种职业，它既为我提供了物质条件，也为我提供了写作的方便，包括对相关情况的了解、对相关问题的思考，以及对相关思维的训练；作家如果没有参与社会生活的经历，整天专事写作，恐怕连童话、神话之类的作品也难以写好。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都应该是业余的。这样固然会消耗掉不少的时间和精力，但从总体上看仍然是合算的。不可否认，做官往往会有所顾忌，不利于做学问：章太炎曾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做个文人要别有职业，借以糊口，这样自己的学问事业才能独立，不会因外界的影响而动摇以致堕落。但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职业，与章太炎时代的职业已大不相同；传统的单位在提供物质、社会种种资源的同时，又限制了文人的自由发展，使其极易失去自己的独立人格。

        (听众：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你在国务院工作肯定很忙，写作是否会影响你的本职工作？)

        我1990年调到国务院后，无论是在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担任教科文卫组组长，还是在国务院研究室担任教科文卫司司长，都要求自己首先努力做好本职工作。我不仅在工作上从未出现过失误，而且多次受到国务院领导的表扬，撰写的研究报告也多次得到国务院领导的批示，其中《用税收调控文化产业的政策建议》1994年曾获“中国改革建议大奖”二等奖。另外，我还结合本职工作编著出版过数部业务专著，其中主编的有《完善文化经济政策》、《中国科技系统结构调整研究》和《完善卫生经济政策》等。工作的确是忙，但任务一般都可以在上班时间完成，写作是利用业余时间。我觉得写作非但没有拖工作的后腿，相反，由于我研究的国民素质问题与我所从事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方面的管理、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还有助于做好本职工作——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听众：请问您，现在国家给予我们北大学生有哪些从政的机会？您是如何调整“官”与“作家”关系的？）

        国家不会特殊地给予北大或别的大学学生以从政的机会，每年的公务员公开招考就给了所有够最低条件的人以同等的机会。关于如何调整“官”与“作家”关系，我不赞成一种观点，即做官与做学问水火不相容；处理得好，是可以相辅相成的。我们不能专门造就一批没有学问的官员来治理国家。改革开放初期，曾提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则应该提出，让一部分人的素质先高起来。这部分人是什么人呢？应该是官员。我们不能苛求各级官员都成为学者，但却完全有理由要求官员的文化素质应该大大高于一般人，通过提高自身素质提高工作的质量；如果能在自己工作的领域里有学问上的建树，那就更好了。做官又要做学问，就不能“拜官”。拜官是做学问的大敌。如果一个人既想在学问上有所建树，又官迷心窍，是不可能把学问做好的。既然以做官为职业，就应不负人民所托，尽职尽责，不能尸位素餐；如果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做学问而对本职工作草率，不仅有违职业道德，结果往往还得不偿失。我们应当向业余要时间，而不应该去挤占本职工作的时间。

        （听众：作为一名职业官员，您批判“拜官主义”的勇气令人佩服。请问您对“拜官主义”之憎恶是否出自自己做“官”的亲身经历和感受？）

        是的。每当我看到、听到一些官员拍马溜须、低三下四地投机钻营时，便会产生一种鄙视的感觉——这些人是何等的可怜！难道世界上除了做官之外，就再也没有其它的路子可走了吗？再说，做官就非得这样吗？人总得讲点尊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