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INSEAD亚洲校区校长舒梅慕
2005年4月19日,北京瑞士酒店。
世界排名第四的商学院INSEAD亚洲校区的校长舒梅慕(Hellmut Schutte)教授从新加坡飞到了中国,目的是为了全力拓展INSEAD的中国市场,计划在中国创办MBA以及EMBA等教学项目。
舒梅慕先生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新加坡是他生活过的第9个国家,如果要让他再选择一个新的国家生活的话,他希望是中国。
“包括光华管理学院在内的中国商学院为INSEAD全力进军中国进行了充分的市场培育,但它们还不足以成为INSEAD的假想敌。”
《经济》: INSEAD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全力拓展中国市场?
舒梅慕:过去,我们在中国进行过调研,也和中国的一些企业进行过合作。INSEAD在中国已经有若干年的教学经验,譬如高级经理培训项目,在中国有超过400名的INSEAD校友。
我们非常清楚,目前在中国已经有包括光华管理学院、中欧国际管理学院等非常优秀的商学院。INSEAD的教学不停留在一些基本层面,所以我们等到中国的管理教学有一定的基础、市场得到充分培育的时候再大军压进,这就像一个生产活动,一开始只需要一个简单的机器就能完成生产,但随着生产过程的复杂化,就需要更加精密和高级的机器来运作。
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各方面都处在和国际接轨的阶段,所以我们选择现在这个时机全力拓展在中国的教学活动。正如路还没有铺好之前,我们是不会驾驶很昂贵的奔驰车的;在市场没有得到完全培育之前,我们也不会将押宝中国。
《经济》:也就是说你们和中国本土的商学院是差异化竞争,中国本土的商学院还不足以成为INSEAD的对手?
舒梅慕:我们不会教中国企业如何在中国本土运营,因为中国的商学院在这方面有着其专长,INSEAD也没有更多的经验提供给中国的企业。我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学生应该拥有国际化的眼光,应该想着未来要去国外生活,如果他仅仅是想留在中国的话,那么他不应该来INSEAD学习。实际上我们对有这样的态度的学员是不感兴趣的,我们往往希望新加坡的生源能到法国去学习。这也是INSEAD国际化教学的一部分。
INSEAD的独到之处在于有着非常国际化的视野、国际化的团队,我们所讨论的问题都是国际性的,譬如进出口、跨国投资、如何管理在境外的人员等等。我们看华为、联想、TCL以及海尔这样的中国企业,在今后的几年中肯定会成为跨国企业,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所以在这个时机上,INSEAD会给他们提供很多的经验。
我们并不希望把中国的管理人员集中起来,教他们如何和外国人打交道,我们的想法是把中国的管理人员和外国的管理人员放在一个班里,让他们来研究如何解决在跨国经济领域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就在北京瑞士酒店,INSEAD不久前从事过一次高级管理人员培训,虽然只有30名学员参与培训,但他们却来自15个不同的国家。这样的课程我们可能会安排5个教授来教学,但这个5个教授却分别来自5个不同的国家。这就是INSEAD能独树一帜的最大的特点。
《经济》: INSEAD的招生规模以及收费标准是怎样的?
舒梅慕:INSEAD和哈佛商学院一样,其MBA招收的学员也是世界最多的,每年大概在850-900名之间。对于中国的生源来说,我们每年招收50-70名。我们对学员的要求是有本科学位,5年的工作经验。
我们的收费无疑是非常昂贵的。普通的MBA项目收费是6万美元/年/人,对于EMBA学费是11万美元/年/人。无论MBA还是EMBA来说,我们的收费都是世界上最高水平的。无论是在亚洲还是欧洲,我们的生源最大的一部分来自于印度,其次是法国,再次是英国、德国以及中国。在我们看来,这些学生对于交学费没有任何问题。
由于目前中国政策的限制,所以INSEAD还不能在中国设立学校。如果5-10年内中国政府改变了规定,我们可能会重新考虑我们的学费标准。
“我还没有资格对柳传志、张瑞敏等人进行评价,但我所要强调的是,一个好的企业领导者必须有能力来激励他的下属,不仅仅是发号施令。”
《经济》:前段时间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曾引起轩然大波,也有人认为这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一大突破。您是如何看待?
舒梅慕: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对于联想来说,一下子增加了很多的人员以及国际性的品牌,也拥有了国际化的一个接口。这相当于一场联想自身的革命。
对于任何一场革命而言,都会带来一系列的挑战和困难,联想必须要有效的实现和IBM之间的融合,而且能够像一个国际化的公司来运营和行为。历史上,很多走出去的公司要试图管理当地的员工,融入当地的文化,往往需要几年的时间。因此我认为,联想的收购行为是非常大胆的。
很多人对联想的收购行为都抱怀疑的态度,都不相信联想能获得很好的收成。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开放式的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是,即使联想的收购行为没有太好的效果,但联想收购国际品牌PC部门的事实,却使得联想一下子获得了国际的关注,在这之前国外很多人不知道联想,因此在公关方面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当然,这个公关活动是否值15亿美元,还是一个问号。
《经济》:在中国,包括联想、TCL、华为、海尔在内的大公司目前也都加快了其国际化进程,您是如何看待中国的这些大企业的国际化?如何评价柳传志、张瑞敏、李东升、任正非这样的中国企业家?
舒梅慕:我曾经遇到过其中的几位,我觉得我还没有资格对他们做出评价。但我所要强调的是,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其他地区来说,一个好的企业领导者必须有能力来激励他的下属,需要成为一个很好的榜样,以身作则,而不是仅仅是发号施令。
我所了解的中国的很多企业,他们的领导者大部分都处于一种发号施令的状态,然后由下属来执行。但是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他就需要找到一些其他的方法,激励他的员工以及激励他的员工去海外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对于中国的企业领导者来说,其挑战在于,如何在精神上能够激励员工去迎接挑战。
刚才提到的这四家公司都在不断的发展壮大,他们都处于一些要求很高的行业,这些行业需要雇用的是知识性工人,这些知识性劳动力本身具备一定的批判能力,所以管理上不能像管理军队或者普通工人一样,仅仅是要求他们听从命令。因此我认为,随着公司更加复杂化,拥有更加多样化的雇员,这四家面临的困难是,如何将优秀的人才有效的组织起来,聚集在一条船上,让他们的潜能得到激发。
“飞雁模式已经被讨论了很多年,但事实上已经死亡,已不适应经济现实了。”
《经济》:目前中国国内的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将领导东亚以及整个亚太。事实上中国的发展一方面来自日本和韩国的挤压,另一方面以印度为代表的其他亚洲国家又在迅速崛起,如何看待目前中国在亚洲的地位?
舒梅慕:中国不仅在亚洲,甚至在世界范围内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希望中国的发展是非常平稳的,而不是因为中国的发展使得和中国存在竞争关系的其他国家陷入困境。
中国必须和日本、韩国乃至越南这样的国家进行竞争,同时日本、韩国也面临着来自中国的竞争。首先我相信,目前中国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特别是在外交上中国一直是比较积极的,譬如中国总理温家宝最近访问印度等等。但是中国要想成为一个亚洲的强国,它必须是在与其他国家竞争的同时,还必须进行有效的合作,尤其是日本。如果中国和周边的其他国家存在严重争端的话,是不可能成为这个地区的领导者的。
其次,这种竞争不仅仅是国家和国家之间像奥运赛跑那样的竞争,往往是公司之间的竞争,中国必须确保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力不断加强。经济史告诉我们,即便是最强大的国家,都不可能在所有行业都达到一流的水平,某一个国家可能在某一些行业非常的强大,某一些行业又是非常落后,中国也正是如此。中国的一些制造行业领先世界,但是很多方面却不如韩国、印度甚至越南。譬如印度在软件行业等技术密集型行业里,已经成为世界领先国家,而且这种领先的态势还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欧盟已经有25年的历史,而亚洲各国相对分散,纷争较多,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形成一个经济政治联盟,和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形成和谐的平衡。
《经济》:10多年前的人们提出亚洲的“飞雁模式”,即日本作为头雁,后面有我国香港、台湾等地,还有韩国、新加坡等,一个接一个起飞,因为这些国家或者地区分别处于不同的产业发展阶段,像飞行的雁群。这种模式对目前亚洲的经济还有指导性作用吗?
舒梅慕:目前的形势是,飞在最前面的头雁似乎已不清楚该往哪个方向飞了。然而,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其实“飞雁”模式已经死亡,虽然中国曾处在“飞雁”方阵的后端,但很快冲到了“飞雁”方阵的最前方。中国拥有低廉的生产成本、良好的基础设施以及政府的强力支持,这些都是以前没有想到的。
《经济》:中国会给日本和韩国带来多大的冲击?
舒梅慕:我并不认为中国企业能和日韩企业竞争,因为我们不能忽视日韩企业在技术上的深度,我认为对于联想、华为这样的企业,让他们尽快挑战那些已经在过去几十年间做得很大的,技术很先进的日韩企业,对他们来说也是不现实的。
“我想,未来亚洲的消费趋势是旅游业以及医疗保健业。”
《经济》:你是从事亚洲市场以及消费者趋势的研究,请问未来5—10年内亚洲的消费趋势会呈现怎样的变化,以及给中国带来的影响?
舒梅慕:如果我知道未来的消费趋势,那我会自己主动去投资的。但是我还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我想首先是旅游业,如果是中国和亚洲的经济能持续增长的话,旅游业将成为一个消费的热点。
其次是医疗保健业。亚洲老龄化趋势严重,随着年纪的增加需要专业化的护理,亚洲传统的大家庭也正在消失。和医疗保健相关的医院、医疗设备以及养老院都可以不断发展。
舒梅慕简介
舒梅慕先生曾在德国学习经济和工商管理,并获得了瑞士圣加仑大学博士学位。1981年加入位于法国枫丹白露的INSEAD的教授团队,并担任国际管理高级副教授。2002年9月起担任INSEAD亚洲区校长。著有《亚太战略》(1995年,和Philippe Lasserre合著)、《亚洲消费者行为》(1998年)、《亚太战略和管理》(1999年,和McGraw Hill合著)。随着中国的崛起和跨国公司战略以及组织结构地区化,他目前的工作重点主要是亚洲市场以及消费趋势的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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